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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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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本讲所引的《世说》原文大多出于《言语》篇，也间接地说明了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为了描绘和赞美自然，人们首先美化了自己的语言。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本名戴际安，江苏苏州人。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长期在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译有屠格涅夫、蒲宁、左琴科、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等诸多俄语文学大师作品，获得苏联作协颁发的高尔基奖章。
——巴别尔《骑兵军 敖德萨故事》
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教会小说（同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要谈论这样一本毫无修饰的赤裸裸的书，我心里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 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们每一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一个人物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确信，不久后，我们就该见识到他的崩溃了。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兰西学派暴露洞穴，而某些外国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尊重并且保护他们的阴暗。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以上列举的小说之间，在他的小说与托尔斯泰或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着可以存在于一幅画与一个全景之间的一切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一幅画，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光线的分配。光从唯一的一个光源处照射过来……而在司汤达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常的、平均的、弥散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从四面看去它们都一样。它们没有影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使光线只照在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学中，我说的不仅仅是法国文学，而是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译者序 纪德：一个不可替代的榜样 在20世纪法国作家中，若论哪一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喜欢颠覆，最爱惹是生非，最复杂，最多变，从而也最难捉摸，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非安德烈·纪德莫属。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这座迷宫迷惑了多少评论家，甚至迷惑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长达三十余年。 这里顺便翻一翻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老账，只为从一个侧面说明纪德为人和为文的复杂性，在他的迷宫里迷途不足为奇。比对一下法国两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1869-1951），就多少能看出诺奖评委们的疑虑与尴尬。两位作家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享誉文坛，虽不好说纪德的分量更重，至少也算是等量齐名。然而，罗曼·罗兰于191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却还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后
——安德烈·纪德《田园交响曲》
/序 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 有十年没写过中篇了。十年前在日本访问时，泡那里的温泉，突然想起青藏高原上的温泉，写了一篇《遥远的温泉》。后来就再也没有写过了。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第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阿来《蘑菇圈》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们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唯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阿来《随风飘散》
他觉得节目也好，更宏大的时空也好，偶尔感受到自己的不在，极其美妙。因为只有在过，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不在。这是被表达过的空白。正如国画里的留白，云水山石的裂缝，亭台楼阁的间隙，可以凝视的那一点。他要缓慢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空白，通过写。
——阮夕清《燕子呢喃，白鹤鸣叫》
认真对待机制的思辨，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这是从希腊开始的。别的思想传统开不出科学，从阴阳里开不出现代天文学，从五行里发展不出化学。
——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出了洞，翻身上到七星山中间的一座。鸟啭风吹，清宁可爱。雨中山树，别有新趣。却不曾遇到一对年轻恋人来冒雨游山。桂林青年只知晚上逛街，仿佛都过了恋爱期，到了买家具的火候。正在想这样的好景致怎么倒没人来拍照，忽然闻到一阵恶臭，四下察看，却见岩缝间一具成人尸骨，将及烂尽。一面欲掩面遁走，一面又忍不住看，想看个究竟；白森森尸骨间虫蝇糜聚，又让人恶心得不能端视。进退之间，忽然风雨齐作，那些蝇虫菱然而起迎面乱扑，一个大男人竟登时惊怖，仿佛遭遇到什么邪魔，跌跌撞撞几乎吓得跳崖。(一面被这个画面逗笑，一面惊叹陈嘉映的文学功力，短短六行字，节奏紧凑，无一字多余。)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兄对自己的文字未免过谦，对我的文字则未免过誉。我总相信，写字和为人一样，不可制定出一种标准的风格。有人重错综玄深，有人喜巧思奇构，有人取款款交心的方式。至于我自己，则力求远避烂漫芜杂，做到质直准确干净。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我们都同意，文章之道，不过达意而已。事质平实，无须感慨万端;热情洋溢，不必巧弄含蓄。就我个人而言，只望得建安盛唐之万一，真率朴直，少弄花头，自然就有刚健在其中了。
——陈嘉映《旅行人信札》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助安徽巡抚剿太平军）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湘军者，淮军之母也。…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
——梁启超《李鸿章传》
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西力东渐，奔腾澎湃，……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是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力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前此虽屡有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李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皆基于是。是时八旗绿营旧兵，……无所可用。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李鸿章来谒，遂留幕中。十年，国藩督两江，……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止，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厄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校，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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