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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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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夫一向喜欢给学院的同事们上文学课,就如他喜欢给参议院的同事们上自由立宪课,因为，虽说他仍处在他的社会环境中,却是绝对的佼佼者,他心血来潮,喜爱冲动,急切接受新艺术,急切反对教权主义,急切支持革命,而他谈到《恶之花》则言语简捷,辞藻漂亮,说什么“诗人在文学的堪察加尽头为自己造了这个小别墅③,我管它叫‘波德莱尔疯魔’”。依然玩弄字眼,供风流雅士取笑时引用:他称之为“波德莱尔疯魔”。只不过,清谈家们在晚宴上引用的词儿,当涉及夏多布里昂或鲁瓦耶-科拉尔,尚可应付。但他们谈起波德莱尔就傻眼了,不知其人。

——马赛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生活中充满了衡量与算计，文学中不论我写到任何人物，都不想让他们有衡量的这部分，会为一些更深入他们自我的事物做出选择，所以我在这本小说里做的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些人物既不存在，以当下的中国现实来看也不合理，他们处理着复杂的问题，处理着更复杂的与世界的关系，但通通不存在。我不接受把一种油腻的虚伪当作所谓的复杂真实性与生动，不接受人际勾连为核心的规则，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这些我都没有写进这本小说，即便这些才是构成当下日常的主要面貌。实际上，我也不认同书中这些人物对待周遭的态度。

——胡波《牛蛙》

三十六门的排列顺序有什么讲究呢？大概说来，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说是“价值递减”的趋势，即排列在前的门类褒意较明显，排列靠后的门类常带有贬意。如开头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即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记孔门几位重要弟子各有所长，将诸人分隶于四科之下，后来遂有“孔门四科”之说），表明了对儒学传统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说新语》是以儒学为内核的，实际上，不仅仅在其他门类中人物褒贬之尺度每有与儒家标准明显相违的情况，就是前四门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前面所谓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但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世说新语》只是“文学”而缺乏史学意义，那也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许多小故事与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可说是微波之下有巨流，更因为《世说新语》总体上有描绘出魏晋时代士族社会精神风貌的意图；它的故事或真或伪或无从辨其真伪，但这些故事却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氛围。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值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语》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谓王日：“支道林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載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语王日：“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道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支道林与东晋中叶的名流交往非常密切。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统计，现存文献记载所见与支有交往的上层文士凡三十五人，自会稽王司马昱以下，王羲之、谢安、超、殷浩、孙绰、许恂等等，一代名流，几无所遗。上面选列的《世说》原文，一条记录了清谈名家殷浩（殷中军）读佛经后的服膺之情，一条记述了支道林对王羲之（字逸少）讲解道遥游》的故事。王羲之属华门贵而世称才俊，所以起初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中。而正当他将要登车出门之际，支道林留下他为之“小语”《道遥游》，竟让他“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去。这些看似琐小的故事，都反映着中国古代文化发生重大历史变化所生的波澜。另外，文中称支道林“作数干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这一描写也可以注意。佛教经典逻辑细密，文辞繁富而奇妙，支道林言谈的出众，显然与他经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和训练有关。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文学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本讲所引的《世说》原文大多出于《言语》篇，也间接地说明了自然与文学的关系：为了描绘和赞美自然，人们首先美化了自己的语言。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本名戴际安，江苏苏州人。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长期在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译有屠格涅夫、蒲宁、左琴科、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等诸多俄语文学大师作品，获得苏联作协颁发的高尔基奖章。

——巴别尔《骑兵军敖德萨故事》

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教会小说（同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要谈论这样一本毫无修饰的赤裸裸的书，我心里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我们每一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他的一个人物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可以确信，不久后，我们就该见识到他的崩溃了。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兰西学派暴露洞穴，而某些外国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尊重并且保护他们的阴暗。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以上列举的小说之间，在他的小说与托尔斯泰或司汤达的小说之间，有着可以存在于一幅画与一个全景之间的一切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一幅画，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光线的分配。光从唯一的一个光源处照射过来……而在司汤达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常的、平均的、弥散的。所有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照亮，从四面看去它们都一样。它们没有影子。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如同在伦勃朗的画作中一样，起重要功能的是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集合了他的人物和事件，将一束强光打在它们之上，使光线只照在一面。每一个人物都沉浸在他人的阴影中，又依靠在自己的阴影上。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在我们整个的西方文学中，我说的不仅仅是法国文学，而是整个西方文学，小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情的或者理智的关系，家庭、社会、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从来都不关注，几乎从来都不关注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后的那种关系要超过其他一切关系。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译者序纪德：一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在20世纪法国作家中，若论哪一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喜欢颠覆，最爱惹是生非，最复杂，最多变，从而也最难捉摸，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非安德烈·纪德莫属。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这座迷宫迷惑了多少评论家，甚至迷惑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长达三十余年。这里顺便翻一翻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老账，只为从一个侧面说明纪德为人和为文的复杂性，在他的迷宫里迷途不足为奇。比对一下法国两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1869-1951），就多少能看出诺奖评委们的疑虑与尴尬。两位作家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享誉文坛，虽不好说纪德的分量更重，至少也算是等量齐名。然而，罗曼·罗兰于191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却还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后

——安德烈·纪德《田园交响曲》

/序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有十年没写过中篇了。十年前在日本访问时，泡那里的温泉，突然想起青藏高原上的温泉，写了一篇《遥远的温泉》。后来就再也没有写过了。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第篇，《三只虫草》。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今天，中国人对于边疆地带，对于异质文化地带的态度，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中国人向往边疆是建功立业，“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阿来《蘑菇圈》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们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唯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阿来《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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