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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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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方文化是〝暴露”的，是一种十分武断的假设。西方文化，反映在文学和艺术上面，本来就可以分成 “暴露。和“潜在”的两种风格。事实上，这就是浪漫与古典，戴奥耐塞斯与阿波罗之分，米开朗瑟罗与拉菲尔，戴拉充督瓦与安格尔，瓦格纳与个荒西，托马斯与艾略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这两种对照的精神。

——余光中《逍遥游》

在中国，由于宫廷的重视文学，更由于考试制度的奖励，文学亦曾享一时之盛。在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氛中，请注意，旗亭上的歌妓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不是“棒打鸳鸯两头飞”。我们常听人说，新诗如何如何不发达。那是因为唐代考试科目之中有诗一项，才有“省试湘灵鼓瑟”那样的好诗。如果今日的大专联考也要考写新诗，你看新诗会不会发达吧。当然，我绝不赞成那么做。

——余光中《逍遥游》

世界性的艺术家，如名见音乐史的钢琴家塞尔金（Rudolf Serkin）来台时，欢迎的寥寥无几。巴黎的贵妇在沙龙里捧萧邦；台北的阔太太们在戏院里捧一谁呢？对于大众而言，毛公鼎何如钢蒸锅，敦煌石窟何如防空洞？对于大众而言，周邦彦何如周蓝萍，盖大众只解“顾周郎曲”，并非“顾曲周郎”。把文学艺术交给大众，必然演成无政府状态。可是这正是一个将一切诉之群众的时代。

——余光中《逍遥游》

胡毛相提并论，当然是不伦不类的。我敬爱胡适，我赞成他的政治民主论，但不同意他的文学民主论。至于左派的批评家们，他们向来是“挟大众以令作家”的。他们的作家们只是穿制服的“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大众不懂文学，或者可以说，大众根本不在乎文学，是一种无可争论的现象。每逢三流演员（即俗称“明星”）过境，松山机场上必然蚁聚蜂拥，挤满了“大众”。

——余光中《逍遥游》

即以清真为贵的李白，他的作品也互见高下：“床前明月光”可以说是他最平凡的作品，比起他的（梁甫吟）、《襄阳歌）就逊色了。作家总应该走在读者的前面几步，不断地予读者以层楼更上的惊喜。艺术毕竟不是装得整整齐齐的一盒巧克力糖，一掀开糖盒子，就可以检一颗往嘴里送。它毋宁更像一颗胡桃，需要读者层层敲剥，而渐入佳境。人类的惰性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是文学欣赏的致命伤。欣赏的过程，往往就是克服惰性，超越偏见，征服新疆的过程。拜伦见不得华兹华斯的诗，柴可夫斯基听不得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家自己都看不清楚，何况是外行的大众。文学不能大众化，但大众经教育后可以文学化；到大众文学化时，文学当然也就大众化了。大众，大众，多少低级趣味假汝以行

——余光中《逍遥游》

反过来说，每个人都具有肉体，自知痛痒，可是当他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肺病或沙眼时，虽然肺在他自己的胸腔里，眼在自己的脸上，他并不自知，他只好去看医生。像肉体这么具体落实的东西，他自己都没有把握，那么，像精神、像灵魂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凭什么一定有把握呢？关于后者，他必须去看文学，看文学家，看文学批评家。明白晓畅，是文学的风格之一，但并非文学的至高美德。这也是一种事实，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柳永是大众化的，但是“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现象，不能证明柳永高于苏轼。同样地，老妪都解的白居易，显然比不上无字无来历的杜甫。即在老杜自己的作品之中，也有大学者们如胡适者欣赏他浅俗的〈九日》，而低估他精妙深婉的《秋兴八首〉。

——余光中《逍遥游》

可以任意批评文学作品。他们说：“文学处理的既然是人性，我也是人，也具有永恒而普遍的人性，难道我不能决定某篇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成败吗？”当然能够的，亲爱的读者们。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的经验，甚至还有不可名状的神秘感觉。这些经验和感觉，是普遍的，也是个人的，因此每个人多少都懂得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去表现它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决定表现的成败。

——余光中《逍遥游》

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杨绛《将饮茶》

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杨绛《将饮茶》

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光点儿的大小。

——杨绛《将饮茶》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杨绛《将饮茶》

《浮生六记》——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纪。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是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杨绛《干校六记》

到此为止，我们所考察的各派哲学向来都得到了传统上的、文学上的、或政治上的启发。但是，哲学见解另外还有两个根源，即科学和机器生产。第二个根源在学理上的影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从那时起逐渐重要起来。第一个根源从十七世纪以来一向很重要，但是在十九世纪当中有了种种新的形式。
达尔文之于十九世纪，犹如伽利略和牛顿之于十七世纪。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笛卡尔是第一个禀有高超哲学能力、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人。固然，他也保留了经院哲学中许多东西，但是他并不接受前人奠定的基础，却另起炉灶，努力缔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未曾有的事，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自信心的标志。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之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教师，沾着这行职业素有的职业优越感。笛卡尔不以教师的身分写哲学，而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渴望把自己的所得传达给人。他的文章笔调平易不迂腐，不是供学生们念的，而是给一般生活中明白事理的人看的。并且，这还是一种异常出色的文笔。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的吗？还是他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是永恒的吗？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情况大概如此，大家看，我这哪像是写小说啊？简直是写交代材料或是记流水账。

——莫言《晚熟的人》

这样，我终于会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写下去。这时就容易了，因为总是有一句我知道的真实句子，或者曾经看到过或者听到有人说过。如果我煞费苦心地写起来，像是有人在介绍或者推荐什么东西，我发现就能把那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删去扔掉，用我已写下的第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开始。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我已经学会决不要把我的写作之井汲空，而总是在井底深处还留下一些水的时候停笔，并让那给井供水的泉源在夜里把井重新灌满。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从来不会嘲讽任何一种日常生活现象和场景，即使是用文学的方式。我宁肯隐藏好自已，再去靠近，去深入。我也不认为带着文学的眼光去生活，会把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相反，文学会升华生活，我喜欢且尊重带有文学意味的生活。

——姚鄂梅《两棵花椒树》

短篇小说与灭柴有相似的地方，先是将火柴划着，然后用全身心的气力去守望它直至它燃尽为止，那一次次的瞬间都化为无形的力量，助推我向前。

——韩江《伤口愈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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