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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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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坤说，“我想让你帮我收集一些旧报纸，就是你们单位每天看过的各种报纸，特别是文化报、文学报之类的。阿杰写小说，得及时了解文坛动态，做到心中有数。

——豆豆《背叛》

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她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探索现代小说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在小说创作的同时，她一生还写了总计三百五十余篇的文学评论、随笔和书评，她也是一个著名的评论家。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弗吉尼亚.伍尔芙天分极高。但身体不好，且有精神病的底子。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22年9月26日星期四汤姆说道：“他是一位很纯正的文学写作者，深受沃尔特·佩特的影响，又掺杂了一些诺顿的风格。”我说他男人味挺浓的，像头公山羊。此书没能为乔伊斯留下再写一本书的余地，同时它也暴露了整个英语文体的无能。他认为有些部分写得很优美，但没有反映伟大的思想，而这也不是乔伊斯的目的所在。他认为乔伊斯做了他决意要做的事，只是能揭示一些人类内心的新本质，不像托尔斯泰能说出一些新内容。布鲁姆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他说，这种揭示人类心理的新方法事实上向我们证明了此路不通。倒不如那中外在而不经意的眼光常常能揭示一些什么。我说我已发现，潘德尼斯在这一点上更具启发性。（此时，马正在窗外啮草，小猫头鹰叫唤着，所以我又在胡说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22年8月22日星期二使自己逐步进入写作状态的步骤如下：首先，在户外适当地锻炼一会；然后读些文学名作。要认为文学直接来自于生活中的素材，那就想错了。作者应该脱离生活——时的，所以我对锡德尼的不请自来颇感反感——对作者来说，肉体仅仅是一个躯壳而已。——全神贯注地生活在思维之中，不必注意作者性格中的其他闲散因素。锡德尼以来（分散作者心神的因素），我就成了弗吉尼亚，而当我写作时，我便仅仅是一个躯壳。只有当我注意力偶尔不集中，性情多变，又与其他人在一起时，我才喜欢做做弗吉尼亚。现在，只要仍待在这儿写作，我就宁愿做个躯壳。顺便提一下，萨克雷的作品读来很不错，非常轻松愉快，正如他们所公认的那样，具有惊人的洞察力。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19年12月5日星期五可是我真认为这部作品的发展很有节奏，假如我是刻意如此的话。反观自己，回家以来，还未碰过一部希腊文学作品，除评论文集以外，什么也不曾读过。这说明我的写作时间根本不属于我。简直无法想象会这么潜心地沉浸在评论中。心中六神不宁，或是其他原因吧，阻碍我面对一张白纸冥思苦索。我仿佛是迷途的孩子，在房间周围徘徊不停，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了起来。《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蜚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1918年8月19日星期一不管怎样，我总以为书读得精细些并不为过，字里行间、每一个暗示都该看得真切些，显见的意思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时会曲解作者的情感。最后一点是，希腊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旧，仍是那么撩人而难以捉摸。希腊文学中的女主角与英国的非常相似，和艾米丽·勃朗特笔下的差不多。厄勒克特拉属于视氏族（当然还有其父亲）高于一切的女性，和家族中的男孩子相比，她更重视伦理，觉得自己是与父亲而非母亲血肉相连。我很奇怪地注意到：尽管那些道德传统彻头彻尾地荒谬，他们却一点也不显得低贱卑微，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日记选》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无论怎么写，都会有倾向性的。

——汪曾祺《岁朝清供》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的都很好。

——汪曾祺《岁朝清供》

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

——汪曾祺《岁朝清供》

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汪曾祺《岁朝清供》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汪曾祺《岁朝清供》

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汪曾祺《岁朝清供》

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钱穆《中国文学史》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钱穆《中国文学史》

至于赋这方面，到了三国时期，有王粲出来，初在荆州，后从曹操，有《登楼赋》，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写成，只寥寥数百字。当时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写《寡妇赋》。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

——钱穆《中国文学史》

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钱穆《中国文学史》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钱穆《中国文学史》

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这亦可从《史记》得到充分的答案。可以说，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前面已经谈到“文章同史”，且《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都是活的、生动的。并且从文学作品来说，“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史记》是极为形象生动地来描写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记》中所写之酷吏、货殖、游侠及封禅诸作，都是为了发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实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进去，却公证而不偏私。

——钱穆《中国文学史》

惟为学先必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钱穆《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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