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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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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学形式的摈弃，是一个道德行为，是现代真诚德性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行为，它也是一种自我埋葬。这类葬礼习惯性地伴以悲悼之感的流露；这是因为，当我们陈说着曾经体现于已死的形式中而现在业已失去的那种感受力和态度的潜能时，我们是在悲悼自身。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为了吓一吓读者，从而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强烈情感的回赠——他需要这种情感，以使自己抵御那种他希望在读者那里唤起的义愤和厌恶。文学变成了一种心理技术学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已经谈到过外部的放逐。但还存在着一种内部的放逐，明显地见于他对所要撰述的主题的选择。卢卡奇最全神贯注的作家是歌德、巴尔扎克、司各特和托尔斯泰。由于他的年纪以及他所拥有的在共产主义文化准则出现前形成的一种感受力，卢卡奇能够通过从现代（从精神上）移民出去而保护自己。惟一得到他无保留的赞许的现代作家，是那些基本上延续着十九世纪小说传统的作家——曼、高尔斯华绥、高尔基以及罗歇·马丁·杜伽尔。但这种对十九世纪文学和哲学的关注，并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选择（正如从马克思主义——或基督教、柏拉图——的角度看，的确不存在纯美学的选择）。卢卡奇据以评判当代的标准，是一个道德标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标准取自过去。当卢卡奇谈到“现实主义”时，他所指的就是对过去的看法的整体性。……通过全神贯注于十九世纪文学，通过顽固地把德语留作自己的写作语言，身为共产党员的卢卡奇坚持主张欧洲的、人文主义的价值——与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价值相对立；尽管他生活在一个具有小地方色彩的共产党国家里，但他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知识界人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那些随口否认风格是内容的附加物这一观点的同一些批评家，每当他们专注于特定的文学作品时，大多仍保留了这种双重性。毕竟，要摆脱这种区分，并非如此轻而易举，因为它实际上拢合着批评话语的经纬，有助于使某些本身未受挑战而且如果没有获得一种足够明确、有效的替代物便难以割舍的智力目标和既得利益永久化。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文学抵御着生活的攻击。它对生活说：‘你欺骗不了我。我了解你的习惯，预测并玩味你的反应，通过陷你于巧妙的障碍中而停顿你的正常流动，以此偷取你的秘密。’……抵御一般事物的其他一种方式是沉默，正如我们聚集力量以便纵身向前一跃。不过，这种沉默必须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被人施加的，甚至不是被死神施加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一种艰难，是我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那些就其天性来说能完全承受苦难的人，显然占了优势。这正是我们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原因；这正是顺从苦难的原因。它为自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帕韦哲：“文学抵御着生活的攻击。它对生活说：‘你欺骗不了我。我了解你的习惯，预测并玩味你的反应，通过陷你于巧妙的障碍中而停顿你的正常流动，以此偷取你的秘密。’……抵御一般事物的其他一种方式是沉默，正如我们聚集力量以便纵身向前一跃。不过，这种沉默必须是自我施加的，而不是被人施加的，甚至不是被死神施加的。为我们自己选择一种艰难，使我们抵御艰难的惟一方式……那些就其天性来说能完全承受苦难的人，显然占了优势。这正是我们何以能够解除苦难的力量、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我们自己的选择的原因；这正是顺从苦难的原因。它为自杀提供了正当理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多少个世纪以来，”他写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直在自我退缩，视自然世界和精确科学为其永远无缘进入的一个天堂。”语言学家们如今知道如何去重新阐释他们的问题，以使他们能够“获得一个由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从事与自然科学实验完全相同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将告诉他们“假设是否经得起检验”。语言学家——还包括经济学家和游戏理论家——已经向人类学家展示了“一条凭借对具体资料的充分了解和熟悉而从混乱中摆脱出来的途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随后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者——这些不偏不倚、令人尊敬、持不干涉态度的观察者并不是来向野蛮人推销耶稣的，而是为了回去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公众传布“理性”、“宽容”和“文化多元主义”。于是，在西方出现了大肆消费人类学方面资料的消费者，如弗雷泽、斯宾塞、罗伯特·史密斯以及弗洛伊德，他们建立起一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然而，人类学总是在与一种对其主题的强烈的、挥之不去的厌恶感作斗争。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死于一九四零年的本雅明曾是受早期卢卡奇影响的批评家之一。然而，抛开反讽不谈、事实是，本雅明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他才是配得上“我们时代惟一重要的德国文学批评家”这一称号的人），而后期的卢卡奇却不是。本雅明向我们显示了卢卡奇该成为怎样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几十年来，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在把诗歌、戏剧、小说或故事的成分转换成别的什幺东西，视之为己任。有时，作家面对自己的艺术显露出来的力量太感不安，以至在作品本身之中塞进一段关于作品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尽管这幺做时，他显得有点迟疑，显出一丝得体的反讽。托马斯·曼是这种过度合作型的作者的例子。对那些更固执一些的作者来说，批评家们倒是非常乐于代劳这项工作。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再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做一种价值本身。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外，我还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的损失。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作一种价值本身。自杀是第三种、也是用来受难的最终形式——但它不被设想为苦难的终结，而是运用苦难的最终方式。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使文学获得突出地位的，是其肩负着“内容”的重荷，这既包括满篇的事实描写，又包括道德评判（正是这一点，才使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文学批评家能够把文学作品主要当作进行社会和文化诊断的文本、甚至是托词来加以利用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对《马拉/萨德》的钦佩几乎无所保留，而且我从该剧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在我看来，在这些对布鲁克执导上演的韦斯剧作的极为吹毛求疵的评论中，似乎潜藏着三个老一套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有关戏剧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老一套的观念是：戏剧作品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事实上，一些戏剧作品可判定为主要是文学作品，但另一些则不然。...该剧是对一个二流剧作的一流表演。...第二个观念有关戏剧与心理描绘的关系。老一套的观念是：戏剧由对性格的揭示构成，建立在具有现实可信性的那些动机的冲突基础上。但最令人感兴趣的现代戏剧是那些超越了心理描绘的戏剧。第三个观念有关戏剧与思想的关系。老一套的观念是：艺术作品被认为是“关于”某个“思想”的，或是对它的再现，或是对它的辩护。正因如此，一个艺术作品所包含的思想的价值就成了评价该艺术作品的固有标准，不论这些思想的表达是否具有清晰性和连贯性。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被拍摄下来的东西，对那些在别处把它当成“新闻”的人来说，就变成真实。但是，一场正被经历的灾难，反而往往怪异地变得仿佛是被表现出来的。二00一年九月一日世界贸易中心所遭到的攻击，在那些逃出世贸大楼或就近观者的人士的最初描述中，常被说成“不真实”、“超现实”、“像电影”。（以前，灾难生还者往往用“感觉就像一场梦”来描述他们刚经历过的事情，描述那种短期内难以形容的感觉，但是，经过好莱坞四十年来一部部耗资庞大的灾难片的洗礼，这种描述方式似乎已被“感觉就像电影”取代了。）p18照片既是客观记录又是个人见证，既是对现实某个实际时刻的忠实复制或转录，又是对该现实的解释—这是文学长期以来致力要达到但实际上从未达到的技艺。P22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这种敏捷使照片既是客观记录又是个人见证，既是对现实某个实际时刻的忠实复制或转录，又是对该现实的解释——这是文学长期以来致力要达到但实际上从未达到的技艺。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长照片。就连W•G•泽巴尔德这样一位沉浸于庄严的十九世纪和早期现代文学的作家，也要配合照片来叙述他对先去的生命、失去的自然、失去的城市风景的哀悼。洋巴尔德不只是一位挽歌作者，他还是一位战斗性的挽歌作者。记忆,他也是要读者记忆。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这真是巧妙辞令。并且对很多人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因为现代性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喜欢觉得他们能预期自己的经验。（这观点尤其与已故的居伊·德博尔[插图]的著作有关，他认为自己是在描述一种幻觉、一个骗局；也与让·博德里亚[插图]的著作有关，他宣称他相信如今只存在影像，也即模拟的现实——这似乎是法国人的特产。）现在人们常说，战争就像任何其他看上去像真实的东西一样，是“媒体”。这是在萨拉热窝被围困期间，几位去萨拉热窝当天就回来的法国名人的观感，其中包括安德烈·格卢克斯曼[插图]。他们认为，战争的胜负将不取决于萨拉热窝甚或波斯尼亚发生了什幺事情，而是取决于媒体发生了什幺事情。人们经常断言，“西方”已愈来愈把战争本身看成一种奇观。有关现实已死——就像理性已死、知识分子已死、严肃文学已死——的报告，似乎已被很多人（他们都试图了解当代政治和文化中那些令人感到不对头、空虚或白痴似地洋洋得意的现象）未经太多反省就接受下来。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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