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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诺基奥所描述的那种宇宙起源论——一块蠕虫——天使从中而生的原始奶酪——与宗教改革有什么关系?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宗教只是一种国家工具”理论之始作俑者的马基雅维利,而是那个写下了《论李维》(Discorsi)、将宗教视作促进政治统一之强大因素的马基雅维利。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蒙特雷阿莱和周边地区,教会财产之广大无边足以解释梅诺基奥的控诉为何会如此尖锐激烈,但它却未能解释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也未能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它们所引出的实际结论。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压迫”穷人。但以何种名义?凭借何种权利?教皇“和我们一样是人”,只不过他手握大权并因此身居“高位”。在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按立圣事只是“一桩生意”。所有的圣事和教会律法,因为这个缘故,也不过是些教士们赖以自肥的“商品”和“发明”。在这座以剥削穷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恢宏殿堂的正对面,梅诺基奥展示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种宗教信仰之中,所有成员全都是平等的,因为上帝之灵驻于所有人中。梅诺基奥对自身权利的这些认知,有着独特的宗教起源。一个磨坊主可以声称自己有能力向教皇、国王和诸侯阐述信仰的真谛,因为上帝降给所有世人的圣灵也驻于他的身体之中。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敢于“大声指斥尊贵之人的劣迹恶行”。令梅诺基奥在他的慷慨陈词中痛斥既有等级制度的,不仅仅是他对压迫的感知,还是一种宗教狂热,这种虔信坚称在每一个世人之中,都有“灵”的存在,他有时将其称为“圣灵”,有时则称作“上帝之灵”。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在反宗教改革进行得如火如的当时,对人加以排斥的方法是不同的,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将这些人认定为异端分子并起诉他们。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随着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新教教会巩固联合),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当权者的日益僵化保守,是对平民百姓家长式的洗脑灌输,更是通过对少数群体和持不同政见群体或多或少诉诸暴力的分化瓦解而实现的大众文化的灭绝。……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因此,通过《约翰·曼德维尔骑士游记》这个与众多神话元素交织在一起的温和无害的传奇故事,通过这本被译成多种语言、重印了无数次的书,中世纪宗教宽容的呼声得以传送到了这个宗教战争纷起、对立双方彼此革除教籍和烧死异端分子的时代。这或许只是汇入一股主张宽容的大众潮流的几条渠道之一,关于这个大众潮流,我们至今仍所知寥寥,但它的蛛丝马迹却在整个16世纪的过程中时或可见。而另一个例子,存在于那个一直流传不绝的、关于三只戒指的中世纪传说中。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为权宜起见,最好将它们归结为一种或许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但却从未被彻底消灭的下层农民的信仰潜流。通过打破宗教大一统的外壳,宗教改革间接地导致了这些古老信仰的死灰复燃;而试图恢复这种大一统的反宗教改革派,将它们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但目的却只是将其彻底扫荡清除。在这种假想的基础上,梅诺基奥的激进言辞便无法通过与再洗主义——或是泛泛而言的“路德主义”——扯上关系而得到解释。我们反倒是应当问一问,这些言辞是否真的不属于一场自发的农民激进主义运动之一部分?宗教改革的动荡或许促成了这一激进运动的兴起,但该运动本身的历史却要古老得多了。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不必大惊小怪: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很小就跟别人上床。有些六年级的学生(其实,不是很多,但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已经有过性关系。这很令人痛心。第一,我认为性,和爱一样,是件神圣的事情。我并不是古板守旧的德・布罗格利,但是我要是能活到青春期以后,我会用心把性当作是绝美的宗教圣事来对待。第二,模仿成年人的年轻人再怎么折腾他依然只是年轻人。以为在夜总会吸毒以及和别人上床就会突然把自己提升为真正的成年人,就好比以为化装成印第安人就以为自己真是印第安人一样。第三,模仿成年世界中坏透了的事情来让自己相信自己变成大人,这实在是很可笑的人生观……
——妙莉叶·芭贝里《刺猬的优雅》
皱面先生是天主教徒,也许就因为要娶她而进教的吧?天主教不准结婚,可是离过婚的人想必也准进教。
——杨绛《杂忆与杂写》
一位研究宗教哲学的老师曾跟我说:“当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也就找到了你的神。”我相信他的话。“倾倒”也好,“神魂颠倒”也好,“朝思暮想”也好,“至死不渝”也好,这些形容“爱”的词语,无一例外,不正说明了“爱”的超凡入圣、不可思议吗?当我们不为利益、不求回报、毫无理由、全神贯注地“爱”一个与我们不带血缘关系的“外人”时,对我们而言,这个人除了是一个“神”,还能是什么?否则他如何能引燃这种令人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的热忱?如果这样的“爱”本身是一个令我们这些当事者都匪夷所思的“奇迹”,那么激发这个奇迹的那个人,怎么可能不具有神力?
——陈果《好的爱情》
世界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喧嚣。社会体系混乱无序,支离破碎。所以,开始了一部分人追求简单,崇尚秩序,一部分人把责任归咎于他人,还有一部分人迷信权威崇拜强者。国家开始流行宗教信仰,人民是狂热的教徒。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马特·海格《时光边缘的男人》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意志,就都是上帝的。“我”则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的意志,就都是“我”自己的意志。我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最古老的学说认为,刑罚起源于“天”,也称“神授说”。中国古人将“天”作为万物的起源,君主之权也出自天授,故称“天子”,刑罚权是君主权力的重要体现,自然也来源于天。统治者不过是代天行罚,刑罚源自“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
——罗翔《刑法学讲义》
‘在我看来,‘我说,’上帝和大自然是一回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本能冲动和欲望是无穷的,而实际上有机会实现的却寥寥有数。本能和冲动,常于文明社会的种种约束道德、宗教、法律、习俗之类不相容
——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人类运用智慧,编造出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爱国心等词汇,试图掩盖同类相残的本能。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人类无法将自己和其他人种作为同一种生物加以认识,往往用肤色、国籍、宗教,甚至地域社会和家庭作为自己的属性,其他集团的个体则被视为必须提防的异类。当然,这不是理性的判断,而是生物学上的习性。人类这种动物,天生就能区分异质的存在并加以提防。我认为这恰恰是人类残暴性的佐证。
——高野和明《人类灭绝》
但是,传教士忘记了一点。雍正初年,举国上下,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像传教士那样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如果康熙以后继位的不是雍正,传教士在华的轨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打探中,传教士还了解到福建地方上对修女问题有意见。当时福建有遗弃女婴的习俗,传教士因此收容了不少女婴。收容的女婴长大后,传教士把他们培养成修女。当时福建以及浙江很多地方男女比例失衡,由于男子娶不到老婆,这些地方还存在卖妻、典妻的习俗。福建乡绅看到修女,认为这是天主教蛊惑妇女人教,影响了当地的传宗接代。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修女大部分是由弃婴长大而来。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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