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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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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所说的"政治"这个词，辗转来自polis这个词﹣﹣政治是城邦之事、众人之事。在希腊人的观念里，唯有具有公共性质的、由公民共同商讨决定的事情，才是政治。在城邦里，有 nomos 置于人们中间。nomos 的意思是习俗、律则、规范、法、法律，无论用哪个单一的汉语词来表达都会走样，我们在这里勉为其难，对应以"法律"一词。无论哪个人、哪些人、哪个集团或哪个阶级来统治，都必须遵行法律，依法律来统治。法律必须公正，而且必须公开﹣﹣在几乎每一个城邦里，法律条文都被镌刻在石板或铜板之上，镶嵌在公共场所。公开和公正一体两面，没有公开就无法保障法律的公正。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标志，使之区别于家庭。家庭内部的事情是私事。在家庭里，重要的不是公共说理﹣"公共"两字可以去掉﹣﹣重要的是关爱，是对家庭具体成员的具体关爱，没有了这种关爱，家庭就瓦解了，或名存实亡。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则首先是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对具体人的关爱是自然自发的，与之对照，nomos是"人为的""抽象的"，对法律的信赖和忠诚需要培养、需要教化。实际上，这正是希腊人所称的教化的主要含义。

——陈嘉映《希腊别传》

这里单说说小共同体与展现的关系。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前面一再提到，发挥其才能、展现其卓越是希腊人极其强烈的动机，而只有在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中，人才能全面展现他的品格和才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体育竞赛，无论是一座雕塑还是一个思想，每一样成就都是具体可感的，都对城邦有所触动有所改变。事实上，正是在城邦林立的希腊，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的卓异任务。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可以具体感知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希腊人很难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帝国之中，这样的“共同体”的盛衰沉浮跟他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个人淹没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中，完全看不见自己。

——陈嘉映《希腊别传》

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希腊别传》

公民观念是希腊人最根本的政治观念，并起起代伏一直传到现代。不过，在古希腊，唯本城邦的成年男子才拥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女性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奴隶和外乡人则完全被排除在公民范畴之外。对公民权的这些限制常为人诟病。不过，想想其他古代社会，想想即使在今天仍有那么多男人女人压根儿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对希腊人的批评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儿。

——陈嘉映《希腊别传》

仅就雅典而论，仅提政治家，轻易就可以数出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与此对照，在波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除了几个国王，我们很少能见到人的立体展现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以，具体可感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

——陈嘉映《希腊别传》

达乎更高的生存一直是希腊理想，只不过，典范的生存现在不再是把个人的卓越和荣誉视作最高追求的荷马式英雄。卓越以城邦为舞台来展现，荣耀来自城邦，个人的荣耀来自为城邦做出了贡献。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常被译成“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若要体现希腊特色，不如译作“人是城邦的动物”。希腊男人首先是城邦人，他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生活跟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

——陈嘉映《希腊别传》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梁启超《李鸿章传》

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

——梁启超《李鸿章传》

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抑或仿佛之。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见识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梅特涅（第一任奥地利首相，第二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画。

——梁启超《李鸿章传》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梁启超《李鸿章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歠流，而无问齿决，此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胜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儿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

——梁启超《李鸿章传》

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

——梁启超《李鸿章传》

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梁启超《李鸿章传》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徳完胜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着着失败，皆是于是。

——梁启超《李鸿章传》

……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藉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

——梁启超《李鸿章传》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年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及洪、杨之发难也，……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起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即使李

——梁启超《李鸿章传》

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依靠。

——梁启超《李鸿章传》

局势安，太子便安。废立二字如何解，就是费力二字，陛下何人，何必无事去费这个力。

——雪满梁园《鹤唳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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