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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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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有为》
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黑社会中当然也有流氓,但却肯定的皆非无产者。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有产,而且可能同时有权,或间接地支配被他们拖下水的官员们的手中的权力。黑社会在本世纪变文明的秘密是:一旦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的种子,暴力就显得多余,因为金钱是繁殖最快的东西。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结构有区别如下:1,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他们清楚地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打击的严厉性远远超过打击流氓团伙。所有他们进只保持、巩固和隐蔽利益关系,但绝不会愚蠢的明目张胆的设立组织。2,中国当代黑社会超越第一阶段而存在,亦超越了积累的血腥暴力阶段,而在第二个阶段:在金钱对权力的贿赂和收买阶段。3,传统西方黑社会的轴心人物,往往是黑社会首领,而卷入其中的大小官员,一向是被利用者,在中国,轴心人物往往是官员。在中国至今世界上特征最巩固的官本位国,金钱虽然可以贿赂权力、收买权力、最终达到支配权力的目的,但是在凝聚力方面却无法与权力匹敌。权力不但被金钱所收买,而且被金钱甘居第二地推崇到交付的地位。既满足对金钱的贪欲,又本能维护住了权力的尊严。当权力危机了,金钱为之发挥营救作用;当金钱需要了,权力为之四处斡旋。中国情形好比是这样---官僚阶层的贪欲、腐败,为了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观而不惜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人民血汗的庸俗政治行为,以及一大批又一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现象,国有企业的生产不振试试等近忧远虑,使得社会的弹簧在此处开始下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其实又将进入新一轮低收入低消费时代,商品极大地丰富了,但是这一时代产生了一批购买力极强的中国人,“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但最广大的中国人,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仍只能够用来吃喝。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幺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幺”,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幺”以及“什幺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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