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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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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淇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人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一一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之所以无人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艾希曼审判是一场由本一古里安导演的庭审秀，至少部分源于政治需要一一证明大屠杀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犹迫害事件。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128］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二十多岁时对自己已经开始练习的性自由更开放一点，对政治话题的讨论更主动一点，而不是回避它们、陷入沉默，如果我能公开谈论自己的不可知论，而不仅仅是逃避去教堂，或许就不会产生虽在我意料之中却仍然相当令我害怕的辜负之感，或者就算产生了，也不会是永久性的。”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之后学者将伍尔夫解读为一位与世界有着深刻联结的作家，认为她对自我和社会的探寻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女性解放运动吹响了前奏，也奠定了运动中所秉持的“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理念。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在《印度时报》上读到了那则“令人激愤无比”的新闻：剑桥大学否决为女性授予正式学位的提案。和简·哈里森一样，鲍尔感到幻想破灭，她在这里学习、教学已有十年，这份提案遭到否决，让她感到自己被剑桥大学背叛。“这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鲍尔在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莉莲·诺尔斯的信中写道，“牛津大学之所以同意授予女性正式学位，女性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仅仅是因为这些措施推行时恰逢大众有感于女性在战争期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触动情绪达到巅峰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过去了，大众的触动情绪也已经退潮，人们又开始对女性的原有处境习以为常:她们所具有的价值和过去没有分别，不应当要求更多。在我们眼中，女性的价值本身就包括被授予正式学位的权利、投票表决的权利。但在男性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中却并非如此。”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Chattering classes：聒噪阶层，“都市中产阶级”中政治活跃、关心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政治、媒体和学术上有联系的阶层，通常是一个贬义词。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如果礼物达不到预期，那么这次送礼可能会有冒犯之嫌。国王和王后被认为对贡品的品质和安全抵达负有特别责任。公元前1350年左右，巴比伦国王布尔纳—布里亚什(Burna-Buriyash)收到了埃及法老奥克亨那坦(Akhenaten)送来的一块黄金，金子的颜色灰突突的，非常可疑（黄金中如果掺有贱金属，其光泽和亮度就会打折扣）。布尔纳—布里亚什下令把这块黄金熔了，结果使他大为光火：“送我40迈纳黄金，可我发誓，我把它们全部放进熔炉，出来的却连10迈纳都不到！”他继续指责说：“我的兄弟不该把送我黄金这件事交给其他人去办；我的兄弟应该亲自检查并封好后，再给我送来。”尽管安全措施已经做得很到位，抢劫的事依然时有发生。有许多敌对区域需要冒险穿过，当满载礼物的外交车队经过时，许多小国的国王会受到诱惑，许多士兵需要贿赂。那块黄金离开埃及时可能是金灿灿的，然而通往巴比伦的路途显然既遥远又充满了不测。虽然交换礼物是大国领导人之间一种隐晦的贸易方式，但是所有这些表演的政治和外交功能同样非常重要。这些交换礼物的男男女女都是当时的玩家。礼物越多越丰富，你的社会等级就显得越高，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青铜时代晚期，经济日益区域化和国际化（而不是局限在当地）的情况下，来宾的友谊维持着这个公开追求实利的社会的运转。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青铜时代晚期，赫梯人控制了今天土耳其所在的这片区域。在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里，一支印欧人的祖先逐渐越过安纳托利亚东部，通过不断的扩张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公元前13世纪或前14世纪的鼎盛时期，赫梯人控制着广大的疆域，其范围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并延伸到叙利亚北部、黑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西部边缘，并在叙利亚南部与埃及王国接壤。赫梯人是区域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还很好地留下了文字记录，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颇为幸运。特洛伊城是这个庞大帝国西边一个名为维鲁萨(Wilusa)的城邦的一部分。维鲁萨几乎可以肯定是个富裕的属国——一个臣服于东面那个强大政权的公国。文献资料显示，从公元前13世纪中期开始往上追溯，特洛伊与赫梯当局之间（时而）友好的关系已经延续了150年，这种关系由在两国之间不停走动的使节维持着。特洛伊是个非常重要且非常富裕的缓冲区。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性别政治，尤其史前的性别政治，是个不解之谜，其令人迷惑的程度，堪比米诺斯王(King Minos)的著名迷宫。但是通过追踪青铜时代海伦同龄人的故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通过迷宫的道路。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正走在大约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迈锡尼城堡中。我们走进著名的狮子门，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地点，它经常被说成是适合孔武有力的迈锡尼统治者通过的大门。但是在比较了这一时期印章石上的雕刻后我们发现，这座雄伟的大门两侧摆放的两只已经磨损了的石雕动物不是公狮，而是一对母狮，因为迈锡尼的这两只动物脖颈非常光滑，而这一时期的狮子一般都有茂盛的鬃毛。迈锡尼宫殿式城堡中的神庙和圣所丝毫没有埃及或希腊古典时代神庙的宏伟壮观——没有那种“看我多美”式的建筑，后者常见于男性主宰的万神殿以及各位神祇的神庙和圣所。建于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迈锡尼祭坛非常简朴、不引人注意，因此直到1968年才被发现。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如果这就是迈锡尼时代希腊王朝政治的真实写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海伦这样的女人就不仅仅是束手就擒的绝色美女了。《伊利亚特》中有17次提到海伦，8次把她的名字和“ktema”（意为“金银财宝”）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笔财富——帕里斯在博得斯巴达王后的芳心后偷偷将之运往特洛伊——并不是墨涅拉俄斯的，而是海伦的。我们在特洛伊听说帕里斯开始“和墨涅拉俄斯争夺海伦的财宝”。如果说金银财宝像个蜜罐，吸引着墨涅拉俄斯这些求婚者，那么海伦这样的女人似乎就是拥有和享受蜂蜜的人。线形文字B泥板上记录了数字惊人的拥有财产的女性。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荷马说青铜时代晚期的政治是家族性的，并以“家族”(House)制为主导。出身于阿特柔斯家族的墨涅拉俄斯是斯巴达的国王，他的哥哥阿伽门农则是迈锡尼的国王。来自西锡安家族(Sicyon)的阿德拉斯托斯(Adrastus)就和女婿阿尔戈斯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s)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我们假设王位由女性继承，那么通过让王子们与希腊各地的富有贵族联姻，将产生一个强大的权力网络。而且，既然男性没有继承权，就可以避免诸子之间因为继承权而产生激烈的争吵。奔走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各个迈锡尼权力家族的遗址之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肯定存在某种信任体系，阻止了这些组织对领土和资源的激烈争夺。每座城堡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然而国与国之间那些可耕种的土地显得非常宝贵。走一趟阿尔戈斯到迈锡尼的旧国道，你将彻底了解这一带的地形是多么广袤而难以耕种。这里的山脉像一道道连绵不绝的屏障。对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居民来说，在没有血缘关系这一强力纽带时，那些地理界线为防卫和政治分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迈锡尼人彼此之间显然有合作。公元前1450年，他们已经完全占领了克里特岛。接下来几百年，他们也是带着这种扩张的心态望着东面的安纳托利亚。米利都和穆斯凯比(Muskebi)这两个安纳托利亚城市无疑在迈锡尼的控制之下。青铜时代晚期，基于某种默契，希腊大陆上不同的组织之间能够展开联合行动。也许纵横交错的姻亲纽带和父系纽带结成的信任关系，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可以对克里特岛这类富庶的国家，甚至特洛伊这类诱人的异邦城市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十六他没办法，赶紧给陆文婷所在的医院打电话。眼科办公室没人接，他让总机接到汽车队。汽车队的一个同志回答他：" 没有领导批的条子，不能派车。"他上哪儿去找领导批条子呢？　" 喂，喂！" 他冲话筒嚷着，那边已经没有声音了。　他又给医院政治处打电话。政治处总该过问一下这种事吧？　电话铃声响了半天，才有一个女同志来接。听完他的话，这位女同志很客气地答道：" 请你和行政处联系一下吧！" 他又请总机把电话转到行政处。总机的电话员都听出了他的声音，不耐烦地问：" 你到底要哪儿？" 到底应该要哪儿呢？傅家杰也搞不清了。他只央求给接行政处。接通了，叮铃铃，叮铃铃响了半天，根本没有人接电话。　傅家杰彻底失望了。他放弃了叫汽车的念头，转而去找平板三轮车。胡同里有一家做纸盒的" 五。七" 工厂，常常用三轮车运货。他跑到工厂说明情况，那主事的老太太倒挺同情，可惜帮不上忙，厂里仅有的两辆平板三轮都派出去了。　怎么办？傅家杰站在胡同里，差点要急疯了。用自行车推吧？她看来坐都坐不住，怎么推？　这时，一辆浅灰色的" 一三○" 小卡车开了过来。傅家杰来不及多想，就两步站到路中央，向司机举起手来。　车停了下来。从驾驶室探出一张满腮胡子的脸来，大眼珠瞪着拦车的人。可是，当他听说家里有人得了急病，需要立刻送医院时，二话没说，就把手一挥，招呼傅家杰上车。　" 一三○" 开到傅家杰家门口停下。等傅家杰搀着陆文婷一步一挨地走到车边时，司机忙伸出大手来把陆文婷扶进驾驶室，一直小心地把车开到医院的急诊室。二十二　" 家里怎么样了？" 她问。　"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刻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

——谌容《人到中年》

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当他在积香庐里乍一听说那两道旨后，内心着实惶惑了一阵子，但冷静下来慎重思考，他又觉得这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危机”。李太后如此做，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凡朝廷大政，只要不触动王侯勋戚的根本利益而给皇上添麻烦，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凭内阁处置。因此，皇上下旨只是免去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而并非尽行更改悉数推翻。还有补吕调阳人阁之事，从内心深处讲，张居正也觉得吕调阳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而非对手。吕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都是远离朋党案牍劳形的人物。他之所以在推荐手本中把吕调阳列在第三，是因为杨博、葛守礼都是三朝老臣，资望远在吕调阳之上，从礼仪与舆情上都不得不这样排位。谁知歪打正着，李太后硬是帮小皇上挑出了这位位居末席的吕调阳。虽然各有心思，结果却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而是仍在他举荐的人中选出一个。这般思考下来，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挟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谁乎”的心态，让王篆把王之诰、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积香庐商议如何渡过难关。

——熊召政《张居正》

在逝去的漫漫时光中，似乎总有这么一个短暂时期，其开端相对而言距今并不久远，其结局与我们的时代巧合。无论是其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特征，还是物质设施，文化情调皆与我们具有显著的“同时代性”，并由此产生出与过去不同的长处和短处——P31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宗教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这类冗长混乱的拉丁化名词还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千万要小心，不要因此忘了他们的真面目。只要这种分类不至于成为有害的东西，将人分成有名无实的种类或许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要把他们重新联为一体，有血有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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