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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所见的人民组织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依照家庭形象建立的,一种巨型的、全国性的家务管理机构照管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此相应的政治思想不再是政治科学,而是“国民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或民族经济学( Volkswirtschaft),所有这些都暗示了一种“集体家政”;在经济上把众多家庭组织成一个超级家庭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其政治组织形式就是所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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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2026-08-13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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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班固《汉书》
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皿的不同效果。
——王朔《动物凶猛》
一个要继承家业的女孩子家上什么大学。上了大学,反而碍事。倒不如多关心点买卖。
——川端康成《古都》
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依靠。
——梁启超《李鸿章传》
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帝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钱穆《国史新论》
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他这里谈到的是结核病)中宣称:“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会死。”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幻想着粉碎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或许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变得足够有价值。但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状,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也许我会做一些不同的事…也许不会。或许我会拿自己开玩笑。或许我会用笔名发表作品…管它是什幺作品呢,然后每个人都会大笑着说:“这绝对是苏珊·桑塔格写的!”因为我不会用别的方式写作,肯定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再前进,到达新的起点,而不是回到原地。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学习现代思想够帮助你学习怎幺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什幺叫清醒的现代人?有三个标准,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幺,以为什幺会这幺做。你可能会疑惑:我就是一个现代人,难道我还不熟悉我自己 吗?实际上,熟悉只是知其然,而明白是知其所以然。海洋里的鱼最熟悉自己,但只有海洋学家,才真正明白鱼的生活。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这就是迈锡尼时代希腊王朝政治的真实写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海伦这样的女人就不仅仅是束手就擒的绝色美女了。《伊利亚特》中有17次提到海伦,8次把她的名字和“ktema”(意为“金银财宝”)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笔财富——帕里斯在博得斯巴达王后的芳心后偷偷将之运往特洛伊——并不是墨涅拉俄斯的,而是海伦的。我们在特洛伊听说帕里斯开始“和墨涅拉俄斯争夺海伦的财宝”。如果说金银财宝像个蜜罐,吸引着墨涅拉俄斯这些求婚者,那么海伦这样的女人似乎就是拥有和享受蜂蜜的人。线形文字B泥板上记录了数字惊人的拥有财产的女性。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怖的种族屠杀而已。他们由此认为i,从纳粹党早期的反犹主义到《纽伦堡法案》,再到德国排犹运动,直到最后的毒气室,贯穿着一条直线。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反对耶路撒冷法庭、主张成立国际法庭的人不及其数,其中也不乏知名人士,但只有一个人清晰而坚定地宣称:“对犹太人的犯罪也是一宗对全人类的犯罪”,“因此裁判权只能交付一个代表全人类的法庭”。这个人就是雅思贝尔思。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是因为它没有正确处理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从纽伦堡法庭成立之日起就广为人知并 引发众议——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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