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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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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出于对个人自由和区域分治理想的共识和尊重，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不仅在独立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开国功臣”试图出来“掌控全局”，而且长达六年，甚至连总统都没有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从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善于妥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是“权高位重”，“一言定乾坤”的。因此，从一开始，各州之间就习惯于“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不服的时候，就只能由某一方做暂时的妥协了。美国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循序渐进的进步的。最近，看到台湾的柏杨老先生非常精辟地说，“让步是一种能力”。那幺，你可以说，美国人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种能力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站在弗吉尼亚的议会厅里，他们出于人性的反省，竭力离开自己的利益，站在宗教和人性的立场上，呼吁解放奴隶。当废奴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他们回到家，回到原来的生活，更多地面对了自己的具体问题时，又留下了自己的合法奴隶。诚然，他们一向有严谨的法制概念，在没有新的立法的情况下，他们知道，任何人维持原来的蓄奴状况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们完全应该以更响亮的个人行为，为自己呼吁的理想做一个推动，他们不可能不为自己家里还存在家奴这个事实，感到痛苦和羞耻。这也是华盛顿在遗嘱中解放了自己所有奴隶的原因。可是，他们没有能做得更早更彻底，确实是弗吉尼亚历史中的另一面局限了他们。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做“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做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然而，你必须承认，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各个地区和区域，对于人性的醒悟程度是不同的。从美国一开始试图解决历史遗留的奴隶制问题开始，就不断遇到这个“民主症结”或者说“自由悖论”的困扰。因为，像极端南方这样的地区相对封闭，思维方式总是固执和狭窄的。可以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它就是固守原有的状态，不思醒悟。在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因为，假如代表着美国思想主流的北方企图超越区域自治的原则，予以强行干预的话，那幺，如何干预是非常值得斟酌的。一旦干预不当，自己所确立的民主理念就可能先被自己打破了。甚至进入“自由悖论”，即，为了维护少数人的自由，反而“侵犯”了那里大多数人的“自由”。为此，美国的极端南方从奴隶制时代起，就振振有词地站在那里，抵御来自北方的“干涉内政”。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一个在你看来几乎道理极为通顺、非常简单的《民权法》中与房屋交易有关的条款，就在美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居民区，也就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为一个平等的，尊重弱势群体的自由，尊重每一个人的公民权的理想，为了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支付代价。这只是他们支付的无数代价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当然，他们也有抱怨，但是《民权法》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也就是说，尽管有时人们抱怨受到的损失和伤害，可是，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因此就提出要推翻这个《民权法》。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进步。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如果一部分人的认识进了一步，那幺，美国的方式就是，以一切机会，提出对现有法律的历史缺陷的质疑，引起新一轮的大众辩论。在争取多数民众认同的基础上，以求取新的判例作为依据，甚至根本引起新的立法。因此，除了通过新闻媒体，公众场合等利用“公共论坛”的长期宣传，以“挑战司法”引起公众注意和辩论，也是美国人从建国以来，就一直使用的推动历史进步的方式。这也是美国有所谓“里程碑案件”的原因。美国进步的脚印大多数都是由最高法院的一个个判例组成的。那就是坚信自己行为正确的人，以触犯某条法律的方式，走上法庭，去引起一场关于这条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辩论。输了以后再上诉，官司一级级打上去，直至最高法院。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你一定也会奇怪，身为建国之父，一般自然就应该有建立一个“理想之国”和“完美社会”的雄心，他们怎幺就偏偏是个例外。也许，首先，他们确实没有这样深的哲学理论思考。其次，他们的自我感觉并不是非常良好。他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高于美国大众的群“领袖级人物”。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被本州老百姓推出来的人民代表。他们和普通美国人一样，对于《独立宣言》上面代表着他们朴素要求的那句话，“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居然已经十分满足，再也没有更高一层的理想和抱负了。而我看来看去，还是觉得《独立宣言》那句话所表达的理想，只是一种低一个层次的个人理想，而远不是一个宏伟的社会理想。照说，他们既然没有什幺“崇高的社会理想”，设计蓝图的任务也就轻得多了。那幺，他们还忧虑什幺呢？他们忧虑的竟然就是那个《独立宣言》里简单的个人理想不能实现。他们要的东西很简单，没有什幺深奥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要什幺，也就比较容易搞清楚：他们不要阻碍上述的个人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就是专制与暴君。但是，一个集中的中央政权如何就能保证不演变成一个专制的暴君呢？这是几年来他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躲着这个难题。如今，他们并不是已经找到了解答，怀着胸有成竹的轻松心情而来，他们是被现实逼到这个制宪会议上来的。所以，会议桌上始终笼罩着一团愁云。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持反对态度的一方，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他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以求民众的支持。这样，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做一个选择。选择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这里是最典型不过的了。在对待联邦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对“大政府”的。他们始终在要求联邦政府缩小规模，不要对经济过多于预，并呼吁联邦政府 “还权’给各个州，还权于民。极端保守派几乎就是“爱国反政府”。去年在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政府大楼放置炸药的两个，就是极端保守派中的激进分子。保守派的美国人确实非常爱国，他们特别喜欢用美国国旗作装饰品。你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图案的衣服，国旗的胸针，汽车上国旗图案的粘贴标志等等。在家里挂国旗的也特别多。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到联邦政府机构放炸药的激进分子，他也绝对不承认他不爱国。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美国，才去放这车炸药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控制了美国的自由，正在毁灭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和规模，是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国两大党的争执焦点。那幺，为什幺会造成这样的分歧呢？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基本上选来选去，都在共和院、民主党这两个大党之间做选择。究其根底，美国的这两个大党实际上并不像有些国家的政敌那样，存在“走什幺道路”这样的重大分歧。美国的两大政党根本上的理想是颇为接近的。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游离于两党的候选人之间，往往是某一点并不大的偏差，就使他们改变了投票的方向。就像我前面谈到的那些修士们，他们认为，不论是克林顿还是杜尔当选，美国还会是那个美国，只是在堕胎的问题上，会有本质的差异。在这里，对很多人来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虽然有所区别，但是，绝对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政党来说，失去大选也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江山。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生死存亡”的斗争。这两个政党都认同宪法，都崇尚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干变万化的美国表象，然而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尽管有些人他们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国时的基本精神始终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这里是最典型不过的了。在对待联邦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对“大政府”的。他们始终在要求展颈府棉小，不要对经济过多干预，并呼吁联邦政府“还权”给客个州还视于民，极端保守派几乎就是”爱国反政府，去年在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政府大楼放置炸药的两个，就是极端保守派中的激进分子。保守派的美国人确实非常爱国，他们特别喜欢用美国国旗作装饰品。你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图案的衣服，国旗的胸针，汽车上国旗图案的粘贴标志等等。在家里挂国旗的也特别多。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到联邦政府机构放炸药的激进分子，他也绝对不承认他不爱国。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他理想中的美国，才去放这车炸药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控制了美国的自由，正在毁灭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和规模，是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国两大党的争执焦点。那幺，为什幺会造成这样的分歧呢？美国的两大党基本上是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共和党一向认为，必须始终给私营经济以最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不要对他们进行过多的干涉。这当然直接符合大企业主的利益。但是，他们同时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上才会人人受益。限制太多，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了，对谁也没有好父处。而提倡高福利，只是民主党看中普通人手里的选票而搞的花招，因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大企业主总是少数，普通民众总是多数。共和党认为，高福利只是有毒的糖果，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看上去是关心穷人，但是从长远来说，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损害了穷人的利益。而民主党一向被称为是穷人的党。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就是我上封信已经提到过的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把联...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做。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这也就是美国的“宪法文化”。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出走”以前的娜拉远不像一个深思熟虑的女子，倒确实像一个感情冲动的村姑。她的要求非常朴质、简单，对于追求自己朴素的理想没有什幺宏伟的构想，但是对于自己“不要什幺”却非常明确，反应非常强烈。她不要皇帝、不要暴君，所以，有了“美国革命”，所以，她也不打算捧出一个新皇帝。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生存是首要的，理想必须退居其次。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发现我的许多自由派的美国朋友，也赞同保守派的许多具体观点。例如一些和过去的平静岁月紧紧相连的道德观念。例如，要维护家庭，反对吸毒，要增强责任感，等等。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保守派确认只有一种价值观。在他们的价值观内，就宣称“对就是对的”，出了他们的价值观，就判定“错的就是错的”。不论你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是多幺美好，当你要求这个世界只局限于一种价值观的时候，当你的价值观不仅仅表现在严以律己，还发展成苛以待人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就可能是禁锢思想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走向极端。对于价值观的唯一认定，一走极端就是排斥异端甚至迫害异端。这在过去和现在，在美国和其它地方，都屡见不鲜。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一旦走向净化，就可能发生迫害异教。北美洲从一开始移民，就有过清教徒对于教友派的迫害。民族自豪感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走向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奴役。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对印地安人不公平和对黑人的奴役。政治理想一旦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政治迫害，比如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教训。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百分之四十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地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正是这些信仰的问题决定了他们选，总统的问题。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个艾尔斯伯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各个州的力量相当强，意见也不统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谁能够真正地控制整个美国的局面”这样一个问题吗？也就是许多国家在推举领袖时所首先考虑的“谁能镇得住”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华盛顿以战功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 “镇住”美国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导美国人趋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迅速强大起来的人。但是，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幺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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