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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感动"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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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我没去上班，却也不是每天坐着发呆。我买来大量的文学著作读，并且开始尝试写小说。这一次我非常认真。我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打工还是做生意，都是我不喜欢、不擅长的事情。把人生寄托在这些方面，我就必定一事无成，所以我希望在写作上能取得一些成绩，留下的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在将来仍然被人阅读、被人喜欢。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出于逃避心理而选择了写作。因为我不去上班，这似乎很难向人解释我经常会因为过度反省而失去对自己的信任，平白地消耗掉热情和动力，导致做事情缺少恒心。事实上，最初促使我萌生写作念头的，是一些曾经感动过我的作品，那些作品给过我安慰和鼓励，触动我真正地去认识事物的价值和人生。我也想创作出那样的作品，传承那些珍贵的感动。其实我是个很少感动的人，我的感情并不丰沛和活跃，和大多数人相比，我都显得更冷淡和理性，因此我很珍惜自己有限的感动。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被崇高和纯粹的精神打动。不过你也可以说。崇高也是一种纯粹，因此归根结底是纯粹。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仍然希望写出流传后世的作品，即作品在我死后仍被人阅读，给人以启发、鼓励和感动，就像我从自己敬爱的那些作家身上得到的一样，成为一种人类精神传承的组成，但我不再寄望于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了。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那段日子的阅读确实给了我很多触动，当年我认为是那些作品打动了我，但今天回过头才看清楚，打动我的其实是我的生活，而不是那些作品一一那些作品只是触发了我对生活的感动而已。我还发现自己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和我认识或遇到的大多数人相比，我都更不容易高兴、难过、生气或兴奋，这或许是由于我习惯了压抑自己的感受。我想假如不是我的讨好型人格在作崇，我会变得对人非常冷淡一一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人说我太冷淡。这种冷淡是由于在很多社交场景里，我无法和那些感情远比我丰富的多数人共情。有时我甚至怀疑别人是在演戏，也就是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为一些在我看来很无聊的事情激动。不过，我承认他们没有那么做的动机，反倒是我经常在演戏，我的动机是想要迎合别人。然而当我接二连三地遭遇不顺心的事情，或者陷在糟糕的生活里无法挣脱时，我发现自己的感受力会随之变得更敏锐。或许这是不幸对我的馈赠吧。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得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活得很有意义，这是我的思想基础，当我看到报纸上登捐献遗体的报道，特别是一家六口都捐献遗体，这家人大多数从事医务工作，我很感动，我明白，遗体的作用是医学教学、医学研究，目的是更好地防病治病、救死扶伤，这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我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当我和你爸爸谈起这事，他对我说，我们也捐遗体吧！我听了很高兴，我就去了中山医学院接收站登记。 2023。8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那天我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收录在《普通读者》里的一篇短文。我发现伍尔夫很喜欢读传记，她读了非常多，其中有些不是名人而是普通人的传记。我朗读的那篇作品就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伍尔夫读的这本书，我在中文网络上查不到信息，可能因为作者实在太过默默无闻。皮尔金顿夫人——或许应该称她为利蒂希亚女士，因为皮尔金顿先生抛弃了她——是18世纪英国的一位没落贵族，生卒年代大约比简·奥斯汀早半个世纪。她受过教育，但没继承遗产，被丈夫抛弃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主要靠写作为生，否则也不会留下一本回忆录，但养活她的那些文章主要是些影射名人的不入流的低俗故事。她自称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写，因此不难想象，她写下的肯定不是什么传世名作。如果不是伍尔夫读了她的回忆录并写下读后感，我根本不会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人。她是伯爵的曾孙女，却和底层的仆役生活在一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送进监狱。但是伍尔夫却这么写道：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许德金译）利蒂希亚女士曾经祈祷过（但不小心被锁在教堂里），乞讨过（但被人羞辱了，起码她自己这么认为），也认真地考虑过自杀。即使如此，她仍然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说回我老公。当时有人给他说，你看这个女子长恁好，把她说给你吧。当时，他在贾桥烟仓上班，是正式工，没事经常回吴镇。他爹妈都不在了，他两个姐姐帮他找的工作。别看他那么年轻，大字不识一个。他觉得他根本配不上我。当时别人把他往我这儿提亲，我都当笑话听。咋可能？他长哩也不好，不识字，又离过婚，我当时在吴镇，咋说也算是有名的好看姑娘，俩人根本都不是一条线上的。所以，我和他结婚时，我亲爹说你要是和他结婚，我和你断亲。我爹是想不通啊，我长得好，这是从梁庄到吴镇公认的，我又没结过婚，他没爹没妈，还是二婚，我凭啥和他结婚。你们知道为啥我最后同意了？有一回他来找我，走的时候，他哭了。我老公给我说了实话，他说他为办之前那个婚礼，前前后后欠了很多钱，他说我要是不愿意和他好，他很理解。我一听，反而感动得不行。觉得他很诚实，很稳重，不说大话，也不说啥好听话，特别好。我最讨厌那些好听话，可能恁些年听太多了，根本没感觉了，这实实在在的话一出来，觉得特别踏实。还有一个，我当时也是有和大家赌气的心理。说起来，我其实很傻，我是从北京回来后，才隐约知道我名声不好。我也气，我的生活都被别人毁了，结果，人们都说我不好。我在北京拼命干活、挣钱，连天安门都没

——梁鸿《梁庄十年》

对方也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却一时毫无办法。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着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里，一时两岸掌声如雷，感动得大家流出泪来。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随风飘扬在四行仓库之上，国军更是士气高昂准备与日军对抗到底。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此时，世界各国的记者和洋商，都在隔岸观战，并且个个脱帽对四行仓库的抗战壮士致敬。这时，租界与闸北的电话已经不通，忽然有一个懂得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要的援助物品，对方也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却一时毫无办法。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着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里，一时两岸掌声如雷，感动得大家流出泪来。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随风飘扬在四行仓库之上，国军更是士气高昂准备与日军对抗到底。陈存仁 (2007-05-01). 抗战时代生活史 (Kindle Locations 723-7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indle Edition.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不再觉得人一定要工作了。不管是新媒体写作还是其他工作，很多意义都是我们强行赋予的。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要。承认这些工作没有意义，我们才不至于陶醉在自我感动和自我牺牲中，用情感投射代替真正的探索。一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一个可以想象的、主流的、安全的生活。过去我以为这就是我需要的，是让我不至于坠入深渊的保证，但是现在我也不这么想了。否认自己的特质、情感、痛苦，让自己融入一套标准中，这样做带来的安全感并没有让我好受一点，反而让我无止境地怀疑自己，问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却得不到答案。真正面对未知，面对无法被某条道路清晰描述的生活，虽然给我带来了非常多不确定感，但也让我能够面对内心真实的感受。至少在当下，我觉得做个迷茫的人，好过做一个在标准下痛苦的人。

——凡之昂《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经过六十多年的战争与和平，埃里希·梅尔克的警察档案却能在政权更迭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是德国官僚机构一丝不苟精神的体现，或许令他本人都颇为感动。梅尔克是一个偏执的官僚，专长是收集个人资料。当然，无论是民主国还是独裁国家，所有政府都这么干，商业组织也这么做，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要抑制它们侵犯个人隐私的狂热。

——基斯·科尔克霍恩《讣告》

当时市面上流行一首烂歌叫《从民国六十六年起》，大意是说，从这一年起，一切都会更美丽。我敢和任何人打赌，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是以一种感动得不能自已的心情在唱着那首歌的。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期起，遇到元旦、“双十”和随便什么鸟节日，都会有一大票人趁天还没大亮的时刻从四面八方簇拥到介寿路上，昂起头等着看两名宪兵在塔楼尖上升旗。电视台拍出来的摄影记者还会把那些仰望升旗、淌下眼泪的老百姓如何感动着的模样拍下来，在你刚吃过晚饭，正打着饱嗝儿的时候播放出来。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遇到元旦、“双十”和随便什么鸟节日，都会有一大票人趁天还没大亮的时候从四面八方簇拥到介寿路上，昂起头等着看两名宪兵早塔楼尖上升旗。电视台派来的摄影记者还会那些仰望升旗、淌下眼泪的老百姓如何感动的摸样拍下来，在你刚吃过晚饭，正打着饱嗝儿的时候播放出来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他宣称，至少于一本书曾令自己感动至深，激励他思考那些语出惊人的新思想。事实上，正式印刷制品与口头文化的碰撞——而他便是这种碰撞的一个具体代表——让梅诺基奥想出了那些“他自己从脑袋里琢磨出来的看法”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任何试图将这些书视为机械意义上的“原始出处”的做法，都会在梅诺基奥独出心裁的解读面前溃不成军。如此一来，在文本之外，重要的其实是他解读这些书的方法，这是一层被他无意识地置于自身和印刷制品之间的滤网：这道滤网让某些字句得到了强调，而某些字句则遭掩盖混淆，还有某些字句被从其语境中割裂，含义被曲解；这道滤网作用于梅诺基奥的记忆，扭曲了真实的文本字句。而这道滤网，他的这种解读方法，一直把我们领回到一种截然不同于书面表达文化的文化——一种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化。这并不意味着书本对于梅诺基奥而言不重要，或者只是装腔作势的道具。我们很快便将看到，他宣称，至少有一本书曾令自己感动至深，激励他思考那些语出惊人的新思想。事实上，正是印刷制品与口头文化的碰撞——而他便是这种碰撞的一个具体代表——让梅诺基奥想出了那些“他自己从脑袋里琢磨出来的看法”，那些他先是对着自己、然后当着乡里乡邻、最后面对宗教法庭的法官侃侃而谈的看法。

——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

诗的长处是使人感动，使人沉醉，使人的心灵融化。到了说理者手里，诗的这种性能可以用来化除对方心理上的抵抗，诗可以把对方的壁垒加以破坏，使所说之理有隙可乘。

——王鼎钧《讲理》

（P78）诗的长处是使人感动，使人沉醉，使人的心灵融化。到了说理者手里，诗的这种性能可以用来化除对方心理上的抵抗，诗可以把对方的壁垒加以破坏，使所说之理有隙可乘，诗本来与论文相反，这时却能相成。

——王鼎钧《讲理》

从前有诗句说：“轻罗小扇扑流萤”，描写小儿女们的闲情逸致，十分活现。（陈醉云：《蝉与萤》。）“一行白鹭上青天”，背后还趁着黛青的山色和釉绿的梯田。（梁实秋：《鸟》。）陆放翁有一联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晋代陶渊明曾有诗劝人及时读书云：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刘真：《论读书》。）在论说文中举出有力的证词，叫做“引用权威”。所谓权威，是说那人在某一方面知道的最多、最正确，他的权威地位是知识的，不是政治的。……以理服人，原不是“诗”的特长。是的长处是使人感动，使人沉醉，使人的心灵融化。到了说理者手里，诗的这种性能可以用来化除对方心理上的抵抗，诗可以把对方的壁垒加以破坏，使所说之理有隙可乘，诗本来与论文相反，这是却能相成。人在下判断以前，先要作一番考虑，考虑时，一面“衡情”，一面“度理”。论说文引诗，主要的是为了衡情。除了借重诗“情”以外，说理者又常常拿诗句来做象征、比喻。……诗，可以使别人对他所要证明的事理，有个具体的鲜明的形象，而制造鲜明具体的形象，在诗人轻而易举。诗与论文，在这里又有了

——王鼎钧《讲理》

我们也领到宪兵独特的袖章，白底红字，两个大字“宪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宪兵执行勤务的时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国家赋予的权力。我在沦陷区见过日本宪兵，中国建立宪兵以日本宪兵为蓝本，袖章的式样和日本宪兵相同。日本宪兵代表天皇，中国“宪兵令”第一条自称“对内代表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也是学日本宪兵的口气。没人喜欢日本宪兵，可是那时我崇拜纪律和效率，日本军人的表现感动了我。那时我不能用超乎国家的观点看世事，我认为那些品质是“日本的”才有害处，如果是“中国的”，就是优点。条件相同，结果可以大异，犹如两部汽车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于驾驶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车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穿戴整齐，再配上一双皮靴，“兵要衣装”，众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权当照镜子这般模样，可以去见东北父老了！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有个“假设”：假设当年国军接收台湾，也先给官兵打扮打扮，台湾同胞还会说他们是 “0叫花子”兵吗？还会对中国失望藐视吗？“第一印象”很重要！后来我读到一篇报道，国军到越南北部受降时，部队先在边境的一条河里洗衣服、刮胡子。假使当年开进台湾的国军也有这番见识，尽可能注意军容，抗战艰苦的烙印不掩兴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常常在想《读者文摘》里一篇文章，它说“每夜你上床时，一定要觉得今天可真活了个够——那么你的一生都不会有遗憾”，跟着荷西是一天当两天活，此人很当心我，爱护我，有一次我半夜吐了，在Segovia，他吓得一夜没敢睡，开着灯守在我床垫旁，他哥哥叫他去睡，他一定不肯，还生气，结果我自己好了，他才去补睡。年轻人的心还是一片真情，我看了十分感动，我一定也要好好对待他。

——三毛《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有时候，世上最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也会被激动的泪水所软化。

——大仲马《二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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