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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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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因此“是非各执”,孔子倡健行有为而老子倡无为无法论证孰是孰非。“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是综合的包括一切的,若强为分析,则必失其真义。”0君劢的上述两分,未免过于粗疏。科学当然要论理,人生观域或伦理领域又何尝没有论理?伦理领域中实际上充满争论论理,人们各张其理,争论教师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对学生施以惩罚,争论妇女是否有自行选择堕胎的权利。的确,像伦理道德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若无争论就太古怪了。伦理领域中的日常讨论和争论,有很多出于偏好,有很多只是意气之争,却也常包含说理。有些评价全出于偏好,不妨说它“全是主观”,有些评价基于相当的道理,不那么主观,甚至有时听人在评价时自称“客观评价起来”。 要摆脱主观任意,并不靠凭空把评价予以悬置,更不是要把评价伪装成中性的描述,而在于对自己的态度保持反省,为自己的评价提供理据。评价是否“全是主观”,要看评价有没有道理。“客观评价起来”是个浅陋的说法,但若一种评价很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伦理学,或伦理领域中的穷理,有什么用?“伦理学教人为善”之类的回答未免过于急切地看待伦理学的“用处”。穷理是文字时代/理性时代的一般需求,往往,与其问“伦理学有什么用”,不如问“穷理是怎么来的”。理性时代人凡事要明个道理,德性重要,我们就想弄清楚德性之理。勇敢本来是天生的美德,但到孔子、孟子那里,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把勇敢与知联系到一起却是自然而然之事ー一勇不同于鲁莽灭裂,因为勇连结于知畏知怕。若我们坚持用“有什么用”来追问伦理学,那我会说:理知是文字时代人领会世界及自我领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种种德性必伸入理知,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不是从道理和理论,而是从模仿别人开始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行当中的佼佼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理想,有血有肉,富有细节。每一种理想都有多种多样的示范者,每一个实践者在自己的生活实况中发现自的榜样,从自己的处境、能力、需求来选择示范。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系统的追索纷繁道理背后的更根本更普遍的道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活动,从谴责称作“穷理”。所谓“穷理”,不是在平面上追索,而是向纵深处追索。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任何一门“学”都在于追求事务的为什麼,追求理由和道理,概念考察或明辨析理是这类追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追求的不是作为机制的为什麼,而是日常理由背后的根本道理。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在康德那里,逃生出自欲望,欲望属于因果世界,这里只有实然,没有应然;应然惟出自理性的道德命令。应然不来自实然,它们是两个全不相连的世界,一个世界压倒另一个世界。而在我看来,这里出现的不是实然与应然的分歧,而是不同道理的分歧,或不同应然的分歧。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不是因为应然世界始终应当压倒实然的世界,而在于“道德上的应然”是生活中的深层道理,道德性给予生存以深度。 物理世界里,实然与应然的不合总是表面的,物理学的基本信念是:通过更深入的研完过理论的变形,一切不合理论的例外最终会合乎理论,从而得到适当的解释。而在伦理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另有一层意义:实然和应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然展示了应然。这种更深的和合是通过努力达到的,不经这种努力,实然与应然不是表面上分张,而是真实地分张:实然不副应然。这种分张不是通过解释消除的,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消除的。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要摆脱主观任意,并不靠凭空把评价予以悬置,更不是要把评价伪装成中性的描述,而在于对自己的态度保持反省,为自己的评价提供理据。评价是否“全是主观”,要看评价有没有道理。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亚当·斯密讲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道理。正因为这道理根本,我们得格外小心,不要以为它真的把什么都说完了,以致看不见事情还包含着别的一点什么。在斯密的叙事中,面包师傅是个诚实勤奋的劳动者,尽管他贪黑起早不是或不完全是因为他人能够受益,但他所做的是件有益他人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这一点。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补充,没有这种感知,他这个人,他的生活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所做的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他若是个黑心师傅,自利的动机就可能驱使他使用有害却难以觉察的添加剂来吸引顾客。单说“看不见的手”未免过于简洁,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违纪提拔自家的儿孙到数以亿计的贪贿,都让我们难免怀疑自私自利的动机是否都能通过“看不见的手”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善果。实际上,“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里只出现过一次,还有权威研究者认为斯密只是用这话开个反讽的玩笑。我们也知道,斯密不只写过《国富论》,还写过《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开篇就说:“无论我们认为人多么自私,人的本性中显然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运道,把别人的福乐视作自己的一部分,虽然除了因看到这些而快乐,他从中一无所得。”看来,仅仅有只看不见的手还不够,人的本性中还得另有一些原则。不过,在现实里,并不少见自私到毫不关心别人幸福的那种人,斯密所言,恐怕有点儿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理论层面上,若必须引入人性中的善意原则,就不必再坚持是自私自利的动机为社会带来善果。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不是因为应然世界始终应当压倒实然的世界,而在于“道德上的应然”是生活中的深层道理,道德性给予生存以深度。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舍勒更深的洞见在于,他主要不是在谈论仿效而是出于对人格,对存在的爱的追随:“善的人格……仅仅依据它的可被直观和可被爱的存在与如在才具有那种榜样价值。”实际上,你如果没见过慷慨大度的人事,你很难懂得慷慨大度是什么意思,这人有这人的大派,那人又那人的大派。听到用到这些语词,不能不依赖听者用者的经验。关于民主制度政治自由的理论讨论,若不基于对民主政体自由的了解,民主、自由就是些空洞的语词而已。反过来,我们要求孩子或学徒这样做那样做,并不教给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的道理,而是教给他们怎样做。老师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是自己去做,去把事情做漂亮,最好的学习是演练。老师观察学生的演练,加以点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为学生的缺点和疑点各个不同,有时候,我们给孩子理由,但理由是瞎编的,吃蔬菜长大个,骗人长长鼻子,很多事情的道理即使说出来,孩子太小听不懂。孩子依家长和老师的要求去做,通常不是因为他明白这样做的道理,他可能害怕不这样做会受到斥责和惩罚,他可能为了让家长高兴。实践活动不是从“懂道理”开始的。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惟当一个片段通过可推导关系契合于这个系统,才算正确的知。说到实践之知,则惟当一个道理深深契入行动者的身心,才算真知。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在康德那里,逃生出自欲望,欲望属于因果世界,这里只有实然,没有应然;应然惟出自理性的道德命令。应然不来自实然,它们是两个全不相连的世界,一个世界压倒另一个世界。而在我看来,这里出现的不是应然与实然的分歧,而是不同道理的分歧,或不同应然的分歧。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不是因为应然世界始终应当压倒实然世界,而在于“道德上的应然”实生活中的深层道理,道德性给予生存以深度。物理世界里,实然与应然的不和总是表面的。物理学的基本信念是:通过更深入的研究,通过理论的变形,一切不合理论的例外最终会合乎理论,从而得到适当的解释。而在伦理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另有一层意义:实然和应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然揭示了应然。这种更深的和合是通过努力达到的,不经过这种努力,实然与应然不是表面上的分张,而是真实的分张:实然不副应然。这种分张不是通过解释消除的,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消除的。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后果论有突出的好处,例如面对同性恋问题,我们要问:同性恋对谁造成了伤害?如果它并不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伤害,似乎就没什么道理把它视作不道德的。(注释:如果你仍然觉得同性恋不好,那么这更多是个审美判断而不是个道德判断。)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
远古时代的人是否有周岁计年的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5开始,直到清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颁布《户籍法》之前,官府的户籍和档案只记载民众的生年或年龄,而不记出生的月和日。6所以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两千多年里不可能出现周岁计年。官方层面如此,民间习俗又怎样呢?生日计年的前提是民众普遍有了生日记忆尤其是重视生日的意识。有关古人过生日的问题,古今学者已有充分论述。7大致来说,南北朝后期民间已经有庆祝生日的现象,到唐玄宗之后生日过寿的风气流行开来。按道理说,随着生日祝寿的盛行,民间也应该出现生日增岁的观念。但事实上,唐宋之后的绝大多数民众只是将生日作为个人的节日,在这一天庆生祝贺,而并没有把生日作为增年的节点。所以除了特指刚满周岁的婴儿,我们在明清文献中偶尔见到的以周岁计年的事例,适用对象也都是小孩。与之相反,以虚岁计龄的现象则是常态,即如下面提到的顾炎武、陈遭等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生日计年的现象存在。民国教育部1930年下发的《就阳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国旧习,计算年岁,都用旧历,所以所说的年岁,都是虚的,不是实足的。”
——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
“我明白,我都明白。”康锋打断我,“当然是他死维烂打,逼着您说的。他那不顾一切的执着,确实谁也无法招架。是的,我都知道,我知道您纯粹出于同情,也就是说,出于最高尚、最良善的动机而一时心软。但是我也曾经警告过您,同情心可是该死的双面刃啊,若是不懂得使用,最好收手,心尤其要稳住。同情心就如同吗啡,只有一开始能减缓病人的痛苦,是种药物,是种辅助手段。但若不懂得掌握正确剂量,不及时停药,摇身一变,就成了杀人的致命毒药。刚开始注射几剂,能使人感觉舒服,镇静心神,减轻疼痛。然而要命的是,人这个有机体,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灵,皆拥有可怕的惊人适应力。于是就像神经系统需要越来越多的吗啡,我们的情感也要求越来越多的同情,不知餍足,最后远超过我们的能力。不管是在何处,迟早有一天,不可避免将出现非说‘不行’的时刻。到那时候,已无心思顾虑别人听到最后这次拒绝,比起您从未伸出援手,究竟会不会更加根您。是的,亲爱的少尉先生,人得确实控制自己的同情心,否则后果比麻木不仁危害更深啊。这点我们医生清楚,法官也知道,执法人员和当铺老板也都懂这个道理。如果大家同情心不时泛滥,这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同情心是危险的玩意儿,是危险的玩意儿啊!您也看见您自己一时心软,给这儿造成了什么麻烦呀。”
——茨威格《心灵的焦灼》
但是我也曾经警告过您,同情心可是该死的双面刃啊,若是不懂得使用,最好收手,心尤其要稳住。同情心就如同吗啡,只有一开始能减缓病人的痛苦,是种药物,是种辅助手段。但若不懂得掌握正确剂量,不及时停药,摇身一变,就成了杀人的致命毒药。刚开始注射几剂,能使人感觉舒服,镇静心神,减轻疼痛。然而要命的是,人这个有机体,不管是身体或者心灵,皆拥有可怕的惊人适应力。于是就像神经系统需要越来越多的吗啡,我们的情感也要求越来越多的同情,不知餍足,最后远超过我们的能力。不管是在何处,迟早有一天,不可避免将出现非说‘不行'的时刻。到那时候,已无心思顾虑别人听到最后这次拒绝,比起您从未伸出授手,究竟会不会更加恨您。是的,亲爱的少尉先生,人得确实控制自己的同情心,否则后果比麻木不仁危害更深啊。这点我们医生清楚,法官也知省,执法人员和当铺老板也都懂这个道理。如果大家同情心不时泛滥泛滥,这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同情心是危险的玩意儿啊!您也看见您自己一时心软,给这儿造成了什么麻烦呀。
——茨威格《心灵的焦灼》
那位德国太太接着以教训人的口气有声有色地说出下面这番道理: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正经的女人,另一种是“天生的婊子”,她认为,昂里哀特太太想必就属于后者。这时我可失去了耐心,我的口气也厉害起来,我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有些时刻会不受意志的管束,自己也不明白,就屈服于神秘的力量,这是明显的事实,硬不承认只不过是害怕自己的本能,害怕我们天性中的要磨成粉,想要掩饰这种内心的恐惧而已。有些人觉得自己比那些“易受勾引的人”更加坚强,更有道德,更为春节,似乎便感到欣慰。而我个人认为,一个女人倘若自由自在地、激情满怀地顺从自己的本能,要比通常所见的阿阳,依偎在自己丈夫的怀抱里闭着眼睛欺骗丈夫,要诚实得多。
——茨威格《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他过的是那种别人看来纯属多余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相互之间毫无关联,通过千百个珍贵的经历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贮存在这种生活之中,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全都化为乌有,无人继承。也许您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我虽然并不相信回忆:经历过的事情是在我们经历的那个瞬间就离我们而去……
——茨威格《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
我在这里打破了时间顺序,提及与我的戏剧尝试连在一起的神秘诅咒。当然,今天我认为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无非偶然而已。不过在当时,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相隔不久的离世,的确对我的人生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假如当初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将二十六岁的我的最初剧作搬上舞台,他们的艺术能让最孱弱的作品获得成功,我会因为他们的艺术快速地也许快得没有道理地置身于公众舞台的聚光灯下,也会因此错过那些能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世界的岁月。不难理解,我当时感觉到这一切是遭遇了命运的迫害。戏剧从一开始就给了我自己从来不敢去梦想的一切,它先是显得那么诱人,然后又在最后一刻将其残酷地夺走。然而,只有在青年时代的最初若干年,偶然与命运似乎还是同一的。后来我明白,一个人的人生真正轨道由内在力量来决定。不管我们的人生道路看起来如何混乱而无意义,偏离了我们的愿望,它最终还会把我们引向我们那看不见的人生目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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