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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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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天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服兵役、服劳役,在许多国家,服兵役和服劳役是百姓应该为国家做的,其根本就是要听凭愚蠢的世界政治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这些兵役和劳役,可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和其他精神爱好,使私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的生活更富有世界主义色彩。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可以到处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从来不否认,事实上我们享有比今天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爱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的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1914年)·····我发现维也纳全城都在发疯,人们从对战争最初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对战争的狂热。其实谁也不愿意打仗,人民不要战争,政府也不要。这次战争原本是外交家们虚张声势和讹诈的一种手段,但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图,弄假成真····年轻的新兵,满怀胜利的信心在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们是社会上的小人物,平时不会有人对他们表示尊敬和庆贺,而现在他们却受到全城的欢迎,······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可能成为英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开始排练的那几天,正巧我也在维也纳。我为再一次能见到皮兰德娄而十分高兴。无论如何,我总想听到莫伊西用那艺术性的道白念我译的台词。真像见鬼似的,25年后,这种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一天早上,我翻开报纸读到莫伊西从瑞士来到维也纳,得了重感冒,所以排练不得不延期。我想,流感也不是一种严重病,可是,当我去探望这位有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庆幸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我这样来安慰自己——当年我到饭店探望凯恩茨没有见到他的情景突然在我脑海里出现。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又重新落到一个德语的伟大演员身上。由于高烧他神志昏迷,医生不允许我再继续看莫伊西。两天后,我站在他的灵柩前,而不是在排练场,一切都像当年凯恩茨一样。这件事是后来发生的,为了便于说明,把它提前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魔力总是同我的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一次应验了。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厄运的重演,纯属偶然。可是,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相继逝去,无疑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两人都健在,就把当年26岁的我所创作的所有戏剧搬上舞台,我就可以借助他们的艺术创造,迅速地(也许快得没道理)在广大公众前成名。只走这条路,也许会误了长期学习和了解世界的时间和机会。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到最后一刻,剧坛居然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但是,只有在青年时代我认为偶然事件是命运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自己的愿望,而且是杂乱无章、没理可讲的。偏离愿望的道路会一直把我们引向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但是,人终究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以便漫游时有出发点和归宿之处。可是现在,居然还有一个被歌德那圆圆的黑眼睛慈祥、爱抚地注视过的人活在世上,这真是人世间的奇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用一条极易断的红线把崇高的魏玛时代与我有幸居住的郊区厨师巷八号楼系在一起。“迷弟,粉丝呐喊”我成为它的一员,从表面上看,固然提高了我在文学界的地位,但从实质上说,也加深了我的责任感。准要跻身佼佼者的行列,就必须严于律己和节制自爱,在文学创作时绝不能粗制滥造或者像新闻体那样一挥而就,因为在书上印着“岛屿出版社”的标志,就意味着它的内容质量和印刷装帧一样完美。我也已经预订好去柏林的卧铺票,在快要出发的最后时刻,我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借口,当剧院不能遵守时间或者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时,往往采取这种方法。可是八天后报上就登载了马特考夫新装去世的消息,我剧中的诗句,竞成为他那张擅于朗诵的嘴说的最后台词。凯恩茨也在忍着病痛出演茨威格的话剧后离世。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刷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以下这两段话和他前文中所说的“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互相矛盾,可见茨威格在20-30岁这个阶段有一个关注点从内心世界转向外部世界的过程:>> 在我今天看来,年轻时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那些人,已不如把我的目光引向实际的人来得重要。>> 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音机,我只有与旅伴们交流来打发漫长的旅途。在我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交往中,我了解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这种学习胜读百本书。随着离开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心中的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我把某些狭隘的事当作重要的事来看待,旅游回来以后,我不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这个词的解释具有多意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口号,实际上却能够为哪怕是最霸道的吞并提供借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理的、符合人种学的需要。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可是有一天,我在幕尼黑偶然提他的名字时,有人就好像发现了怪事似的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得日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呢?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在他与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这个词的解释具有多意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口号,实际上却能够为哪怕是最霸道的吞并提供借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理的、符合人种学的需要。由于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他吞并他国找出了理论依据一最初这个理论只限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协调,后来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世界属于我们!”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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