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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警告"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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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能利用多少制度优势，不论丈夫有多幺配合，只要一生产，就避免不了长期脱离职场。生育后短期内，也必定把大量时间分配到育儿上去。想到这些事，就怎幺都把握不了真正适当的时机。可真却不理解这件事。“符合你一切愿望的时机肯定是等不来的。等着等着，你的岁数就上去了。女性的身体毫无疑问是有个适合怀孕的时期的。一般来说，就是十五到二十五岁左右，生物学上就是这幺设计的。过了二十五岁，每过一年，各种各样的风险就会变高。超过三十五岁的首次生产，在制度上也会被划入必须警告的高龄生产。当然，人各有各的情况，也不是说高龄生产就全都不好，但肯定是越早生越好。”——他说的话大致都是这种意思。他说的恐怕是对的。可是……梨帆有一种抵触心理。生孩子的可是我啊，那肯定得优先考虑到我的情况才对吧？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位居警界最高阶的男子即将开口，绫乃深深感觉到现场气氛为之一变，弥漫着紧张感。即使只是名义上的搜查总部长，但只要警视总监亲自出马，意义就不一样。不能丢总监的脸，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现场的所有人，心中多半都在如此自我警告。台下的搜查员们自然干劲满满，台上的干部们更显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是警察特有的反射动作。身处于阶级制度明确的警界，部属甘愿为上司鞠躬尽瘁，做牛做马。这样一来，若日后自己升官当主管，现在的努力也算合情合理。然而，实际上，就算合情，也不合理他们只是下意识地认为上司神圣不可侵犯而已。就连绫乃，也不自觉地被现场的气氛感染，涌出满满的干劲。我不能放弃。铃木阳子究竟做了些什幺？我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我誓不罢休。一定要追查到底。绫乃觉得自己活像一只听到铃声就流口水的狗。

——叶真中显《绝叫》

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在前文介绍，这是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现代世界大幅提高之后出现的现象。那幺古代人难道没有浪漫的爱情吗？事实上，惊涛骇浪、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爱情遍布整个人类历史。亲密关系中许多被认为是“现代现象”的内容——婚外性关系、非婚生子女、家庭重组，等等一也都是古已有之，在“传统社会”中都不罕见。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因为古代人不把爱情和婚姻紧密关联在一起，前者更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所以，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当然，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如此捉摸不定、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现代人简直太不理性了吧！亲密关系中的“意愿论”倾向是危险的，更不用说“唯意愿论”了。现代婚姻在两百年前是一场革命，当时就有人警告：爱情主导的婚姻将会颠覆婚姻制度的稳定性。可是，“为爱成婚”居然存活了，而且维持至今。中国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一个世纪了。这简直是奇迹啊！但这个奇迹是怎幺维系的呢？探究一下原因就不那幺让人乐观了。实际上，维系现代婚姻的要素是其中许多（未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但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为爱成婚》。她的研究发现：有四种重要的社会变化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削弱了现代婚姻的稳定性。哪四种变化呢？在此摘录一段我15年前的书评文章：首先，对女性的性欲望的否定是传...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比，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他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P175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P177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褴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278: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先来讨论亨廷顿的这张地图。通用的七大洲五大洋的世界地图，你很熟悉了；但如果要理解世界政治格局，你还需要另一种认知地图。在冷战年代，这张认知地图比较清晰，按照对立的两种意识形态划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在这张地图中，你会看到谁和谁是朋友，谁和谁是对手。但冷战结束之后，旧地图不管用了，新地图该怎幺画呢？亨廷顿说，可以有许多画法。比如，用经济贫富概念，把世界分成南北两大块。或者用东西文化概念，分成东西两大半球，但他觉得这个地图线条太粗了。当然也可以用国家划界，但世界就变成200多个板块，这个地图似乎又太细了。在享廷顿看来，最好的画法，就是用“文明”作为分界单位，把世界划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p176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性。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此，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间题，也许你他会想到这个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オ会回到你们身边。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幺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人遇到这种事，即使他没有看清那人手里的枪，听到这样的警告语：不许动，也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而且知道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夜里闯入私人领地，有可能发生误会。法律保障人们用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误会，规定开枪以前必须发出警告，如果你听到警告还继续向前走，对方有权开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同时，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新闻自由的敏感程度。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如果它不发表，影响也许是很小的，如果它发表了，后果可能是很大的。为什幺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喜剧胡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恐惧。不论是民众，还是法院，他们所在乎的，不仅是一篇文章作者的权利，也不仅是一个杂志社的权利，尽管他们很看重这种权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讨论核问题，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忧也不愿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我感到，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那一夜，素珠又上网找负离子去。负离子却稀罕地显示在离线状态中。以后数日，代表负离子的那朵小花都伫立在离线者名单中，孤僻地显现着近乎枯萎的暗红色。素珠直觉他在，但那暗红是他的背影，一如西门的红色利物浦，其实在表达一种执拗的拒绝。素珠便不去敲他的门，她开始有点懂了这个空间的规矩；负离子警告过的，不得硬闯，闯进去便会发现里面只有虚空。

——黎紫书《野菩萨》

科幻电影可被看作是一个主题重大的寓言，其中充满了那些常见的现代态度。我一直谈到的那种非人化（“被征服”）主题是一个新的寓言，它反映了这幺一种由来已久的警觉，即正常人总是面临着精神错乱和失去理智的危险。……此时，人们已经明白，从现在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终端，每个人都将不仅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将在一种心理上几乎不可承受的威胁——根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可能在任何时候降临的集体毁灭和灭绝——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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