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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义"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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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性原则断言，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是必然的。共时性原则断言，有意义巧合的各项是通过同时性和意义关联在一起的。103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如果事件之间有意义的巧合或“横向联系”不能做因果解释（这似乎是可信的），那幺关联原则必定在于平行事件的同义性，换句话说，它们的中间参照体是意义。我们习惯于把“意义”看成一种心灵过程或心灵内容，以致从未想过意义也可能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外。97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这种办法，像所有占卜或直觉的方法一样，是基于一种非因果关系或共时性关联的原则。①在实践中，正如任何一位无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很多显而易见的共时性的情况在试验中发生，可以合理地而且有些随意地被解释为仅仅是（心理）投射。 但是，如果假定，它们真的就像看起来的样子，那幺它们就只能是有意义的巧合，而据我们所知，这里没有因果性的解释。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认为所有事物都是按照神的意愿安排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因果关系。就如同在一个生命体中不同的部分协调运转且有目的性的相互调整适应，世间的事件也保持着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无法从任何内在的因果关系中衍生出来。其原因在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每一部分的行为都取决于一个比它们更高级的中心控制系统。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统计学上的重要论述只关注规律发生的事件，公允地来看，这样做等同于摒弃了所有规则之外的特例。它制造的是自然事件的中庸图景，而非真实图景——就像世界所呈现的那样。然而，特例与规则同等重要，而我的实验结果就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特例。如果不考虑特例，统计学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所在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统计学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规则适用于所有情况。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它（统计学的论述）制造的是自然事件的中庸图景，而非真实图景﹣﹣就像世界所呈现的那样。然而，特例与规则同等重要，而我的实验结果就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特例。如果不考虑特例，统计学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所在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统计学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规则适用于所有情况。因为统计方法展示的只是中庸现象，它所带出的也是一个失真的、概念化的视角。这也是为什幺我们需要一种互为补充的方法，以便获得对自然现象更为全面的描述和阐释。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一般来说，事件一方面是作为因果链而彼此关联的，另一方面也是被一种有意义的横向联系联结起来的。1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一本数学教科书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一组物体被剥夺了其属性的每一个层面，最终仍然存留的是它的数字，这似乎暗示着数字是一种不可削减的东西。（这里，我不关心这一数学论证的逻辑问题，只是关心心理学问题！）人们意外地发现，原来，数字的自然顺序远不只是串在一起的相同的单位那样简单：它包含了数学的全部以及迄今为止该领域还未曾发现的一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数字是一个不可预知的实体。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某些条件下，时间和空间可以几乎为零，因果律也会随之而消失，这是因为因果关系跟空间和时间以及物理变化绑在一起，而且从本质上说由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构成。出于这一理由，共时性现象，从原则上讲，不能与任何因果关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有意义的巧合一定是非因果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弗洛伊德的功绩是提出了梦的问题并使我们有可能把梦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考虑和探讨。他的观点是：梦是一种隐秘的、不被承认的欲望的歪曲表现，这种欲望是与有意识的态度相抵牾的，为了不被意识所识别，为了仍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并保存下来，梦就乔装打扮以试图逃避检查。于是弗洛伊德的符合逻辑的推导是：让我们剥去梦的伪装，让事物随其自然，抛弃你的歪曲倾向并自由地发挥你的联想，那样，我们就会探到你的自然事实即你的情结。这完全不同于我的观点，弗洛伊德探寻的是情结，而我却不。这正是我和他的区别所在。我探求的是无意识对于情结做了些什幺，因为这比人具有情结这个事实更使我感兴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情结，这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事实。即便是本能情结，也毫无新颖和引人之处，只要你去寻找，你总可以找到它们。唯一使人感兴趣的是要知道人们对于情结做了些什幺；这才是关键的、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我完全理解这位祭司对我说的话：“瞧这些美国人，他们总在寻找某种东西。他们总是充满了不安，总在寻找某种东西。他们在寻找什幺呢？并没有什幺东西需要寻找呀！”说得完全不错。你可以看到这些美国人，这些马不停蹄的旅行者，总在寻找某种东西，总在徒劳地希望能发现某种东西。在多次旅行中，我都见过那些正在进行第三次——不间断地——环游世界的人，总是在旅行、旅行，总是在寻找、寻找。我在中非（Central Africa）遇到过一位妇女，她一个人开车从开普敦来，要去开罗。我问她：“去开罗做什幺？你费心这样做是为了什幺？”当我凝视她的双眼时，我感到很吃惊，那是一双仿佛被追逐的、走投无路的困兽的眼睛一一寻找、寻找，总在寻求某种东西。我说“你在这世界上寻找什幺？你在等待什幺？你在追逐什幺？”她像着了魔一般，她被追逐她的魔鬼攫住了。为什幺她被攫住了？因为她并未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她过的是一种相当平庸、贫乏、无聊的生活，一点意义也没有。假如她在今天被人杀害，那什幺事也不会发生，什幺事也不会消失一因为她微不足道！但假如她这样说——“我是月亮的女儿，我每天晚上都要帮助月亮母亲升上地平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她便活着，这时她的生活便有了意义，也在持续不断地并为了整个人类而造就意义。当人们感到自己正过着象征的生活时，感到自己是神圣戏剧的一些演员时，就会感到安宁。这就会把生活的唯一的意义赋予生活，其他一切则是平庸的，你可以不加考虑。与这样一种东西即你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相比，生儿育女的一生乃是虚幻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原型的意思是印记浮雕”，它是一组从形式和意义上确定的，包含了神话母题（mythologicalmotif）的远古记录。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罗萨莉亚固执地说个没完，她不明白的是，语言对于心聋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梦中银币》
讲故事即是要说：这才是重要的故事。它是把一切事物的扩散和同时发生缩减成某种线性的东西，缩减成一条小径。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给予、有责任给予某种注意。当我们作出道德判断，我们不只是在说这比那更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我们是在说这比那更重要。它是赋予一切乱糟糟扩散和同时发生的事物以秩序，并以忽略或不理会世界上发生的大部分事物为代价。
——苏珊·桑塔格《同时》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直译会使意义变得晦涩。”如果不直译会使翻译者变成该书的共同作者，那也没关系。“事实是，”哲罗姆在优西比乌斯译本序言中说，“我解除了译者的一部分职务，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职务。”
——苏珊·桑塔格《同时》
在具体时间的问题上，施莱尔马赫的立场刚好与杰罗姆相反，宣称译者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原文，并知道译文恰恰是要作为译本来读。把一本外国书本土化，等于是使外国书最有价值的东西丧失殆尽：该语言的精髓，造就该文本的神韵。因此，如果一个从法语或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本读起来就像用德语原文写的，则德语读者将被剥削了解异质性的权利，而异质性恰恰来自阅读某些读起来像外国的东西。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就像一个框架，语言的个别性围绕着该框架黏附，杰罗姆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立场的分歧是由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的分歧造成的。对杰罗姆来说，讲另一种语言并不是成为另一种人。杰罗姆生活的世界，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没有什幺不同，是显着地跨国性或国际性的。对施莱尔马赫来说，讲另一种语言是变成最深刻意义上的不本真。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不是说一个人不能、而是说不应同等使用两种语言。所谓的不本真，是假设一个人可以像栖息于自己的语言中那样自如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
——苏珊·桑塔格《同时》
对于独居者而言，旅行终究不过是寻求人生意义过程中一种短暂逃避。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如果你无法寻找到独自生活的意义，那幺外出寻找新鲜感本身，也会丧失新鲜感和吸引力。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是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是代理，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练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保罗·福塞尔《恶俗》
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1974年）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Andrew Levison）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词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们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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