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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最多会被标记为“满有希望的天才”,要得先被冷落上一阵才会得到正面的认可。那个时代的谨慎,让人们不愿意过早地给予好感, 一个人得先经过多年的“稳健”成绩来证明自己才行。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是啊,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众也是如此。军事当局清楚知道这一点。因此强烈的感情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煽风点火的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他们就得使劲地敲,直至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双耳轰鸣、心里发颤。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战争是与理性和正常的情感格格不入的,它需要情感的冲动,需要人们对自己的家园充满热情,对敌人充满仇恨。 而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下去,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如此。军事当局对此很了解。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兴奋剂,这种煽风点火的工作理应由知识分子一—不管他们做这项工作时是心安理得还是问心有愧,是出于真心还是例行公事一一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完成。他们敲起了仇恨的战鼓,他们使劲地猛敲,直到每个对敌国不抱偏见的人都双耳轰鸣,心头发颤。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对那一片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样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美洲对我来说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节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在我远渡重洋以前,我再次阅读了惠特曼的那首伟大的《我们是自己人》连篇累牍的长行诗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进曼哈顿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欧洲人通常有的那种做慢情绪,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襟。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当我在旅馆里第一次问门卫我想去瞻仰的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时,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门卫显然感到非常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呢。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赞同地说:“年轻人能够发现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乐意去发现。”在风儿还没有吹过来之前,我们就感知了它,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敏感的知觉生活着的。我们能够寻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希冀它们,因为我们渴望得到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一它不属于我们的父辈,不属于我们周遭的世界。年轻人好比某种动物,对于气候的变化有特殊的敏感。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只知道,并且觉得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出这样的事实:那样一代对神圣的诗歌艺术刻意求工的献身者们在一个已经愈来愈机械化的世界里曾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感到无比的幸运。而当我今天回顾往事时,我觉得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收获莫过于我有机会能和他们中的某些人亲自交往,莫过于我和他们的持久友谊可以常常和我早年对他们的景仰联系在一起。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当一节诗、一段旋律从无形之中——从一个天才人物的想象和直觉之中通过字体的定型而世时,那是最最神秘的一瞬间;而大师们的那些反复推过或者说冥思苦想过的原稿岂不比其他任何完成的作品更可以磨出这种转变的一瞬间吗?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从未有过什么钱,却从不为钱发愁。他一会儿到这家寄宿,一会儿到那家做客。他忘却尘世,淡泊功名,可谓名副其实,令人感动。谁也弄不清楚这个善良的山野樵夫是何时和怎样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的,也不知道他到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这里生活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更加自由自在而已,这当然是出于他的那种诗人梦想,我以后还见过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那些好出风头的与会者围在彼得・希勒的四周,大声喧晔,高谈阔论,而他总是和蔼地倾听着,从不和任何人争论,有时候会举起酒杯向某个人表示友好的问候,但几乎不介人谈话,给人的感觉是:他好像就在这样一片喧嚣混乱之中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头脑中寻觅诗句呢,尽管此时此刻根本不可能有诗句产生。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很清楚,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个创造奇迹的诗人,歌德为拜伦写的挽歌中那句动人的话始终是对的:“因为世界不断地创造他们,如同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地创造世界一样。”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当一首诗、一段旋律从无形之中,从一个天才的幻想和直觉中通过文字加以定形而问世时,那是最神秘的个瞬间。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年轻人总有一股诗兴和写诗的冲劲,尽管大多数人的冲动不过是心灵中泛起的微小浪花。青年人心中不出现这种冲动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想写诗的冲动本身就是青春焕发的表现。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我总觉得在纳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我往来的那些文学界的同行们几平都和我一样,来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阶层。在这座彼此之间了解得一、天地狭小的城市里,我必然永远是个“优裕”家庭的少各,而我对这个所谓“上流”社会阶层却已十分厌烦,我甚至愿意到所谓“劣等”社会阶层中去寻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时从来不去看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是谁在讲哲学。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在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繁荣、更充满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见德默尔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柏林不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曲艺场和剧院落成。总而言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来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当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有一股想写诗的冲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像心灵中泛起些微的涟漪。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这种爱好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爱好本身也只不过是青春焕发的表现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爱好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涂鸦的火红标记,而是像古时的沙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被挖空;我们才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为了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德国读者从我们身边强行拉开,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规定,即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那时的德国读者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书,而不愿意读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带着野蛮血腥味的诗人的作品。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但是,我并不相信该作品能够取得明显的成功。因为问题成堆,如先知的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还有最后的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结束场面上升到一首歌颂失败者命运的赞歌等等,其容量大大超过普通剧本的容量,以致剧院从头至尾演一遍,就需要两三个晚上。再者,正当报纸上疾呼“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能让这出宣传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剧在德国上演呢?如果这个剧本能够被允许出版,我觉得那定是奇迹!就算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许上演,它至少也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我把所有与周围人交谈时不能说的话,全部写进了剧中诗句的对白中。这样,我把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从而解脱了自己。在我对时代的一切“不满意”的时候,我却在自身身上找到了“满意”的结果。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话又说回来,依人的本性,强烈的感情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甚为知晓。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服用狂热的“兴奋剂”。而这种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不管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不管忠诚还是例行公事,都要干这种鼓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锣鼓,就要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经的老百姓耳朵直响,心脏打颤。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无不把“战争宣传”的任务交给顺从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自己的笔来鼓动战争的狂热和对敌国的仇恨,而不是教他们反对战争。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军人和官方机构深知诗人们的这种威望,他们便想方设法把一切有道德的、有威望的人作为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论证、证实、断言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是敌对国的,一切正义、真理都是属于自己国家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而在一九一四年,一首像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份像“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像罗曼·罗兰那篇只有八页的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还有那部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在当时都能成为大事。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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