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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随着战争失败而被破坏了,即我们从青年时代一度被培养起来的认为权威不会犯错误的信念被破坏了。不过,难道德国人还会继续敬佩他们那个曾高喊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在战败时却偷偷逃出自己的祖国的皇帝吗?难道还会继续敬佩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和那些写“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的诗、无休止地进行押韵的诗人吗?当战争的硝烟从国土上消散,国土满目疮痍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雄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怎么还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公民应尽义务中的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条款任意取消,国民又怎么会信任国家的许诺呢?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方的士兵一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像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每次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拖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颜。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站。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宜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成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今天不时以一种暗自忧虑的心情问自己: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藏身之处一样),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位诗人创造奇迹,歌德在他为拜伦而写的挽歌中所说的那句动人的安慰话始终是对的。歌德说:“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创造世界一样。”那样一些诗人当然会不断产生;因为即使是最失体面的时代,苍天也总还要偶尔给自已留下这样一些珍贵的信物。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那些初稿中逐新形成的。收藏一切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那些底稿——那些反复修改的原稿,也可以说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收藏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更有意识的阶段。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野心当中,很少意识到在我们的家乡所发生的危险的改变:我们只去看书、看画。我们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这种刺耳的争端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整个城市因为选举感到不安时,我们却走进了图书馆;当大众奋起反抗之时,我们在写作和讨论诗歌。我们像古代巴比伦的伯沙撒国王面对珍馐盛宴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红的字符,没有惊恐地看到未来[插图]。直到十几年以后,当这座大厦房倒屋塌、颓墙残瓦砸到我们头顶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里的地基早已经淘空了。与新世纪同步开始的,是个人自由在欧洲的没落。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创作的秘密最深奥和最玄妙。大自然不让人摸透创造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楚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人们的内心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随着军队的溃败有些事物也被摧毁了:即在我们自己青年时代曾一度被培养起来的认为权威从不会犯错误的那种诚惶诚恐的信念破灭了。难道德国人还会继续敬佩他们自己的那个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尔后却在夜雾之中逃出国的威廉二世皇帝吗?难道德国人还会继续敬佩他们的军队首脑、政治家,或者那些只会没完没了将“战争”押韵为“胜利”和将“匮乏”押韵为“战争结束”这些诗句的诗人们吗?当此刻硝烟已在国土上消散而满目疮痍时,人们才觉察到战争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义之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之下所进行的四年抢掠,这样一种道德观念怎么还可能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对公民应尽的一切义务视为棘手的问题而宣布取消,那么国民又怎么会相信这个国家的承诺呢?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花起钱来毫无顾忌,无论在创作还是享乐方面,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体验。当别人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和地位,并且集中起所有的精力,准备进行人生的最后冲刺的时候,我还照样把自己当作年轻人、当作初出茅庐的新手看待,觉得自己来日方长,迟迟不想将自己固定在任意某个角色当中。于是,既然我的工作只是“真正”创作前的演练,只是预告我创作生涯开始的一张名片,所以,我的那套寓所也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地址而已。我特意在郊区选了一套小寓所,这样不至于因为费用昂贵而妨碍到我的自由。我也没有买特别好的家具,因为我不想像我的父母那样精心“保养”它们,我的父母将每把扶手椅都套上罩布,只在接待来客时才取下。我有意识地避免自己在维也纳定居下来,这样就免得在情感上和一个地方难以割舍。我多年以来都觉得自己这种临时观念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迫离开自己筑造的家园,亲眼见到自己周遭的一切都遭到毁灭时,这种神秘的置身物外的生活理念对我帮助很大。我早已形成的这种生活观使我在每次遭受损失和被迫离别时都能多几分泰然。 在我的这第一处寓所内,我还不想买太多贵重的物品。但是,那幅在伦敦买到的布莱克的画作已经挂在了墙上,还有幅歌德的手迹,字体洒脱奔放,抄录的是歌德最美的诗篇之 我从中学开始收藏名人手迹,这一幅在当时算是其中翘楚了。就像当年我们整个文学小组都热衷于作诗一样,我们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些短暂的忧愁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样,一吹就散了。我们有时也想到战争,除了有时也想到死亡外,其他的事想得并不多一我们也想到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那些事看来还很遥远。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日太年轻,太幸福了。我至今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带选的闲剧,为了哺笑“诗坛王子”,我们放意推举了一个~思复者的王子”,让一个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拾到先员祠前罗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似的在模仿滑嗜作品的宴会上大吵大闹。当时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微风吹拂,送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还有谁愿意想那些不堪设想之事呢?当时,朋友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而且在异国一在“敌对国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在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他歌颂过的机器——把他辗得粉碎。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围的人交谈中不能说的话,都通过剧本中的对白诗句说了出来。我抛弃了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自己“满意”的精神安慰。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在巴黎和在法国其他地区,始终深切地感受到,忠于现实的伟大文学赋予了人民多么永恒的力量,因为,我在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之前,它们早已通过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描绘,在我心目中变得非常熟悉了。在实际的接触中,它们只是更加生动起来,实际上,肉眼的观看已经变成了一种“再相认”,这种希腊悲剧中故人重逢的乐趣,被亚里士多德誉为一切艺术享受中最美妙和最神秘的。但是,当然,对一个民族或一座城市最本质的面目和最隐秘性格的认识,不是通过书本就能得到的,即使整日到处游荡,也未必能获得,这种认识只能通过与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物交往得来。只有通过与活生生的人结成友谊,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个民族与其乡土之间的关系,假若只停留在外部旁观,只会得到虚假、草率的结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报刊上都会出现这种报道。战争和理性等正常的感情是不相容的。因为战争需要感情的冲动,需要有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热情,还要有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依人的本性,强烈的感情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个人如此,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甚为知晓。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服用狂热的“兴奋剂”。而这种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不管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不管忠诚还是例行公事,都要干这种鼓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锣鼓,就要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经的老百姓耳朵直响,心脏打颤。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无不把“战争宣传”的任务交给顺从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自己的笔来鼓动战争的狂热和对敌国的仇根,而不是教他们反对战争。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恰恰在家族鼎盛时期,出现了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及规模巨大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罗·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沃伯格家族有了艺术史家,卡西尔家族出现了哲学家,赛松家族有了一位诗人,这都不是个别现象。摆脱那种只知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成了他们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过进入知识界,他们使自己摆脱了纯粹犹太人的狭隘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远远高于这个称呼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犹太“名门”世家不仅适应一种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使自己摆脱或开始摆脱犹太人社区留给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报纸上登的全是一些关于不可动摇的胜利意志的废话,设什么我们自已部队的损失非常小,敌人的损失非常修重。既人我的眼帘的都是赤裸裸的、鲜廉寡耻的战争谎言!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快乐舒畅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 正是在那时,我才得到真正的动力:我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一那种置人于痛苦与死亡的虚假的英雄主义,那种没有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所谓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大肆地鼓吹胜利、拖延战争。还有隐藏在他们身后的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也就是在韦尔弗尔的优秀的诗歌中,被斥为“战争的吹鼓手”的一帮人。因而用笔展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我一直想描写这样的内容:任何一种权势都会使人内心冷漠,任何一种胜利都会导致全体人民精神的麻木,我还想将此与那种艰难而又成功抚慰人的心灵的失败的巨大力量做个对比。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在过早地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所有的军事当局都心知肚明: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全体人民而言,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续下去,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它需要人为的刺激,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一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下去。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宣传是欺骗性的,宣传的是彼此的仇恨,而不是与战争斗争。 后果是灾难性的。战争初期的那种纯洁、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二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情的狂欢。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成为那种可怕的歇斯底里的仇恨的牺牲品。那是不会怀疑的一代人的战争,各国人民都坚信自己单方的正义性。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连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都沉醉于血腥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在别人咆哮疯狂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保持沉默。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位大诗人发表的即兴宣言要比政客们的正式讲话影响大上一千倍。人们知道,后者的讲话时战略上和政治上审时度势的结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实内容。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出于人的本性,强烈的感觉不能无限延长,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个民族身上。军事组织对此也了如指掌。他需要人为的煽风点火,需要不断地给群情激愤以“兴奋剂”,这种快马加鞭的刺激工作应该由诗人、作家、记者这些知识分子来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满腔真诚,或者处于专业的例行公事。了他们已经敲响了仇恨之鼓,如此卖力,直到每一个尚未被说服的人耳朵轰鸣,心脏打战。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们(那些效忠于政府、为政府散播洗脑的作家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人民”效力,让他们能听到想听到的内容: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只在他们这边,非正义完全在敌人那一边;德国会取得胜利,敌人会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在背叛诗人的真正使命:诗人是人类普遍人性的守护者、保卫者。当最初的兴奋烟消火灭之后,他们有些人肯定能在舌尖上感觉到自己言辞里那恶心的苦味。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个角落,一位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时候独自坐在那里,锐利的黑色眼晴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镜。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诗人。当我在几天以后与这位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英国有任何所属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是他不用英语思考,也不想有英语式的思考。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一种语言,一种超越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对它俯首帖耳。我没法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不让自己因此进入一种传统当中。”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詹姆斯·乔伊斯,1922年出版)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对一位年轻诗人来说,翻译外文的文学作品失去更深地了解自身语言的精髓、去创造性地掌握这一语言的最好机会。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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