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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并且喜爱他的诗歌。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 1916 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 1898 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登载他的诗歌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十分惊讶,他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无人知道,您怎么能在维也纳读到它的呢?”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美的那样一些在当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愿意为自己去发现这些诗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者有一股想写诗的冲动,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心灵中泛起的细微涟漪。青年人能把自己当时的这种爱好保持到青年时代以后,极为少见,因为这种爱好本身也只不过是青春焕发的表现而已。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是我的那本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我的诗集,这个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可以作为心智早熟的伟大奇迹之一,今天和以后将始终为人们所称道。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天才他在青年时代就能驾驭如此完美无瑕的语言,有如此丰富想象力,即便是极为偶然写成的一行诗,也都诗意盎然。他在十六七岁时就已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一种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企及的散文,从而使他载入德语发展的不朽史册。他的突然出现并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完全的成熟一一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他的出现简直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事,使所有那些最早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之惊叹。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讲述他当时是多么惊讶。有一次,赫尔曼巴尔收到投给他主编的刊物的一篇文章,况且就是从维也纳寄出的,文章的作者是他不认识的个名叫“洛里斯”的人一一当时不允许中学生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他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中还从未收到过这样一件作品:语言是那么典雅而富于想象,内蕴是那么丰富,落笔又是那么婀熟飘逸。这位不相识的“洛里斯”是谁呢,他问自己。他想,这肯定是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将自己的见解琢磨了多年并且在神秘的隐居中把语言中最纯正的精华治炼成一种几乎难以摆脱的魔力。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天オ诗人,就住在同一座城市维也纳,而他却从未听说过!诗句是如此完美、形象,无懈可击,音乐性是如此鲜明。我们还从未听到过一个当年在世的人写出过这样的诗句。我们甚至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然而比这种无与伦比的形式上的完美一一我至今还未见到在他以后的德语诗歌中有比他更强的人一一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课堂里的中学生来说,这种认识想必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吧。”一个人在十六岁就开始才华横溢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开始才华横溢,而是一开始就才华横溢,这样的人势必可以和歌德与莎土比亚并驾齐驱。事实的确如此,霍夫曼斯塔尔的完美日...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理念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理念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豪普特曼和德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士兵要有牺牲的热情;犹如倾盆大雨的诗歌把战争咏唱为胜利,把死亡咏唱为必要。德语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他们说,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与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相比较,可谓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智慧。他们现在要通过德意志语言来为自己的地德意志人民效劳,让德意志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地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必将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本应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捍卫者。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难道还会有这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因此强烈的感情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煽风点火的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他们就得使劲地敲,直至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双耳麦鸣、心里发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煽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理念的教育,完全是在意志理念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德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耷赴前线的土兵要有牺牲的热情,犹如倾盆大雨的诗歌把战争咏唱为胜利,把死亡唱为必要。……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外失去了所有智慧。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而当时的那些诗人们却不慕虚荣,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捡到的卑微的职业,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独立性。他们甘心过一种淡泊的小康生活而不觉得羞涩,避免使用一切机械工具,就像他们不愿自己成为宣传机器的工具一样,他们像一千年以前似的用手著书。所有这样一些年轻的法国诗人们和整个法国民族一,怀着对生的乐趣而生活着,诚然,是以他们最高尚的形式,即怀着对写作的无限喜悦而生活着。我新结交的这样一些朋友以他们清廉的为人大大修正了我心目中的法国诗人的形象。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丰姿多彩,从不会令人厌倦。我在中学时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到达柏林的。自1870年柏林从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麻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京城以后,这个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地方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中心还不在柏林。慕尼黑肉其本地拥有无数的画家和诗人,理所当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德累斯顿的歌剧院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那些诸侯国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艺术的特长。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精英荟萃,人オ辈出,在文化艺术方面至今仍然远远超过柏林。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爱好之中,对国内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亳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我们没有看到墙上涂鸦的火红标记,而是像古时的伯沙撒国一样,无优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被挖空;我们才认识到:随着新世纪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每个人在青春花季都有诗情,都会产生写诗的冲动,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这只是心海表面泛起一丝涟漪而已,像如此持久地保持爱好是很少见的,因为,这狂热本身只是青春的一种表现。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年轻人能够发现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乐意去发现。”在风儿还没有吹过来之前,我们就感知了它,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敏感的知觉生活着的。我们能够寻到新鲜事物,因为我们希冀它们,因为我们渴望得到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不属于我们的父辈,不属于我们周遭的世界。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们能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剧本只有在文学家的小剧院里演出;他们的名字起初只被少数人所知。 … 他们是繁忙的闹市区里唯一从容不迫的人。为了能在艺术方面进行自由和大胆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为一群远离“闹市区”的安静的人们静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风头更为重要,他们甘心过一种淡泊的小康生活而并不觉得羞涩。 … 他们不追求外表,不追求名望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所有这样一些年轻的法国诗人们和整个法国民族一样,怀着对生的乐趣而生活着,诚然,是以他们最高尚的形式,即怀着对写作的无限喜悦而生活着。(149)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诗歌语言,他们的语言不迎合当年的时代和报纸,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 … 他们就是这样弃绝一切世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艺术创作,从而也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艺术作品。(153)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的热情恰恰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被人们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古怪、最不寻常的事。… 我们的特殊爱好,就是要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奇和激进的事。(46)瓦莱里:“年轻人总能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愿意为自己去发现这些诗人。”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的知识,而不是属于我们父辈们和我们周围那个世界的知识。(49)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队,到处为它充当开路先锋,只因为它是新的,只因为新艺术要为我们改变世界——现在该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只因为我们觉得新艺术是“和我们相关的事”。(52)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写一部20世纪法国文学史,那么他肯定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纸上大肆吹捧的可以想得起来的文豪的名字中间恰恰没有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是一种错误的联想。自1900年至1914年,我从来没有在《费加罗报》和《马丁报》上看到过有人提起诗人保罗瓦莱里的名字。马塞尔普鲁斯特被说成是一个在沙龙里容易受愚弄的人,而罗曼罗兰则被介绍为知识渊博的研究音乐的学者。他们几乎都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小有名气,而他们的伟大作品却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猎奇、文学艺术最发达的城市,巴黎,悄悄完成的。(224)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一个坚强的人所拥有的不言而喻的自由。(228)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强烈的感情无法延长到无限的境界,无论对于每个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这样。这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一点军事组织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它需要一种人为的刺激,一种持续的激情如炽的麻醉状态。 这样一种刺激人们精神的工作,不论良心安然,还是良心不安,不论真心诚意还是例行公事,需要知识分子去做,需要诗人、作家、新闻记者去做。他们敲响了仇恨的战鼓,使劲敲击,直敲得每一个心胸坦荡,无拘无束的人耳朵轰鸣,心脏颤栗。......炉台边的厨娘,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镇,小学毕业后就没打开过地图,深信奥地利如果不拥有“桑特夏克”(波斯尼亚某地的一个小小边区) 就活不下去。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当时,我亟不可待地在大街上四处溜达,观看许多东西,寻找许多东西!因为我不仅要重温一九四零年的巴黎,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感官,用自己的心灵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的巴黎,要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路易·菲力浦的巴黎,要熟悉巴黎的所有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写实文学是怎样以它经久不衰的力量长存于民间。因为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他们早已通过诗人们,小说家们,历史学家们,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罢了。肉眼的观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识的东西“重新认出来”,就像希腊悲剧的剧中人重新认出自己的亲朋一样,这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它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富于魅力和最扣人心弦的。但是有一点: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副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当然,这种对艺术的偏执,这种对“美”的近乎荒唐的过分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当我今天问自己,当年我们是怎样找到阅读所有那些书籍的时间的——因为我们白天都已被上学的时间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时间挤满,我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损失我们的睡眠,从而也损害了我们精神焕发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晨必须在七点起床,但是我却从未在深夜一两点钟以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即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我当是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地赴往学校,两眼惺忪,脸洗的十分马虎,一边疾步走路一边嚼着摸了黄油的面包片;我今天不记得有哪一天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群小学究,看上去全都脸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没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边幅——这些都毫不奇怪。因为我们把零花钱的每个赫勒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购买图书上了,再说,我们也并不在乎要让年轻的姑娘们喜欢我们;我们只是想要给高级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觉得和年轻的姑娘们一起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问上非常傲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花在肤浅的闲扯上。我们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闻不问,甚至瞧不起。要让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一点可能很不容易。诚然,体育运动的浪潮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从英国冲击到我们欧洲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体育场: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向另一个拳击手的下颚频频猛击时,上万的观众会兴奋得狂呼乱叫。报纸还没有派出自己的记者,让他们用通栏的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体育协会,举重纪录,这一切都还是郊外发生的事。参加者乃是屠夫和搬运夫之流。只有那种比较高雅,比较贵族气的赛跑活动,才一年有几次把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吸引到赛跑场上,但也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力活动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当我十三岁开始感染到那种对学...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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