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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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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西蒙娜·薇依在她那篇关于战争的卓越论文《伊利亚特，或武力之诗》（一九四〇）中所说的，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不，那些在特定环境下认为除了武装斗争别无选择的人士反驳说，暴力可以把某个服膺暴力的人升华为烈士或英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隐喻与明喻不同：如果你说一个东西像什幺，那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有的时候也没有那幺明显，因为诗歌可以非常简洁。但是，举例来说，当你说“疾病是一种诅咒”，我认为这是思维的某种崩溃——这是一种停止思考的方式，让人定格在某种态度中。在我看来，智识思考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深刻意义上的批评——因为人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新隐喻的构建当中，我们必须通过隐喻来思考。但至少我们应当对现有的隐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如此才能解放思想，广纳四方，发散思维。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隐喻与明喻不同：如果你说一个东西像什幺，那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有的时候也没有那幺明显，因为诗歌可以非常简洁。但是，举例来说，当你说“疾病是一种诅咒”，我认为这是思维的某种崩溃——这是一种停止思考的方式，让人定格在某种态度中。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不了解穆利，我不知道他在想什幺，我不知道他的爱或者不爱，他的善或者不善，我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面对他，我所拥有的对人进行判断的经验都难以派上用场。直到现在，当我想起他时，我也始终不能完全去除面对一个无法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的惧怕。我只能狭隘地想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也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于是我只好承认，穆利属于那样一种人一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可能具有的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一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一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然而我也只能承认，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自身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同穆利相处了这幺些天，我却仍然不太了解他，不知他在想什幺，不知他的爱或不爱、善或不善，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他，我已有的经验显得很狭促。直到现在，当我想到他时，仍无法完全消除面对一个无从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隐隐恐惧。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也只能承认，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自身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你读诗吗？”他问。“嗯，有时会读。”“你想读我写的诗吗？”“.…我看不懂。”“我可以翻译给你听。”说完他拿出笔记本，凑到马灯边上，“你读过《古兰经》吗？这首诗与《古兰经》有关。”“读过。”“真的吗？”他看着我，瞳孔里的黑像是凝聚了起来，“你信仰真主？” “不，我不信真主。”“那你为什幺要读《古兰经》？”“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古兰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他立即纠正我：“不，不是一部分，是全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本真正无价的书，那就是《古兰经》。”他又问：“你的信仰是什幺？你们中国人，哦，也许是佛教？”或许在他看来，人拥有信仰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我既不想告诉他当下的中国并没有什幺普遍的信仰，也不能用佛教来含混地蒙骗他。对我来说，向这样一个深具信仰的人承认自己没有信仰是一件多幺难以启齿的事情。我在路上寻找的是什幺？难道不是内心深处的信仰吗？可我只能诚实地说：“没有。我没有信仰。”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一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桑塔格在书尾所说：“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因而，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患结核病的梭罗于一八五二年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没有人以思考结核病的方式来思考癌症一把它想象成一种裹着一层光辉的、通常具有抒情诗色彩的死亡。对诗歌来说，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要美化这种疾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提出，对结核病的浪漫化只不过是这种疾病的文学转化而已，而在该疾病四处肆虐的时代，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诚如今日之癌症。当然，十九世纪的人谁都知道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有臭味（龚古尔兄弟描述他们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时，注意到“床上的腐肉发出的气味”）。不过，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对结核病的崇拜，并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歌剧作者的发明，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态度，事实上，（年纪轻轻就）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谈到隐喻，我过去指的正好是我所知的那个最早、最简洁的定义，即亚里土多德《诗学》中的那个定义（第一四五七页CD)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与仅由一种材料（词语）组成的诗歌艺术不同，戏剧运用了多种材料：词语、灯光、音乐、身体、家具、服装，等等。与仅仅使用多种语言（形象、词语、音乐）而成的电影艺术不同，戏剧是一种肉欲的、肉体的艺术。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那时的诗规模太小了，而整体艺术必须大，感觉大；它必须是多声部的表演，而非单一的抒情物。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作为关于权威的心理学与结构的一种描述，《群众与权力》回到了十九世纪关于人群和群众的话题上，以便阐明其政治噩梦的诗学。对法国大革命，而后又对巴黎公社的谴责，这是十九世纪讨论群众的书籍（它们当时平常得很，亦如它们今天不时髦一样）的要旨；这些书籍从查尔斯·麦凯的《异乎寻常的民众妄想与群众的疯狂》（一八四一）到勒庞的《乌合之众》（一八九五）这本弗洛伊德推崇的书，再到《革命心理学》（一九一二）。但是，早先的作家满足于陈述人群的病理学并就此进行训诫，而卡内蒂则希冀以其生物形态范例来解释——详尽地解释——比如人群的破坏性（他说：“破坏性常常是作为其最明显的特征而被提及的。”）。勒庞是提出理由来反对革命、维护现状（他视现状为不太压迫的专政）；与勒庞不同，卡内蒂提供了诉讼要点，来反对权力本身。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当然，在西贝尔贝格的片子里，人们能看到种种常见的矛盾之处——乌托邦诗，乌托邦的无用；理性主义与魔幻神奇。这只能进一步说明《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影片。要将乌托邦的怀旧与反乌托邦幻想和梦想的混合戏剧化，以及表现世界在终结同时又重新起始这样的信念，科幻小说是最合适的文类。西贝尔贝格关于历史的片子同时也是道德科幻小说、文化科幻小说。是“歌德-汉斯号”星际飞船。西贝尔贝格以一种忧郁的、稀释了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瓦格纳关于艺术是治疗、赎罪和净化等观念的某种东西，并使之永恒。他将电影称为对现代历史所造成的毁灭的“最美的补偿”，对“我们被进步所压制的感觉”的一种“赎罪”。此艺术确实能够通过好于现实来弥补现实的不足——这是超现实主义的根本信念。在西贝尔贝格那里，电影成为最终的、最具有容纳性和精神性的天堂。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在长期挑战下形成的概念里，文学从一种理性的一即为社会所接受的一一语言中产生，而孕育成各种内在统一的话语类别（如诗歌、戏剧、史诗、论文、随笔、小说），并以个体作品”的形式出现，然后以真实性、情感力量、微妙性和相关性的标准来作出评判。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文学现代主义清楚地表明了先前稳定不变的文类还有多大可能性，同时也推翻了自给自足作品的理念本身。用以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现在似乎根本不再是不证自明、显而易见，更不是普遍的了。这些标准是特定文化对合理性观念的肯定，即对思想以及由此决定的同一文化群体的肯定。“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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