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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8)诗的长处是使人感动,使人沉醉,使人的心灵融化。到了说理者手里,诗的这种性能可以用来化除对方心理上的抵抗,诗可以把对方的壁垒加以破坏,使所说之理有隙可乘,诗本来与论文相反,这时却能相成。
——王鼎钧《讲理》
(P37)什么样的证据才有力量呢?需要用事实作证据,事实是可靠的,人家会觉得你的意见也可靠,事实是真的,人家会觉得你的道理也真。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诗为证,还得“有事为证”才行。
——王鼎钧《讲理》
议论文的几种写法:1. 用“是非法”的句子组成骨干。2. 为这个“是非”找两个以上的证据。 3. 如果可能,准备一个小故事。 4. 如果可能,准备一两位权威的话。 5. 如果需要,准备一些诗句。 6. 如果需要,准备使用描写、比喻。 7. 偶然用反问的语气。 8. 偶然用感叹的语气。
——王鼎钧《讲理》
论文是装饰性最少的文章,有些人写论文,甚至完全不加装饰。完全不加装饰,仍然能写出极好的论文,不过,在这个大众传播的时代,许多说理者开始在文字形式上希望做到平易近人,华美引人,引诗装饰,在所不免。
——王鼎钧《讲理》
在论说文里面,不用是非法写成的句子,究竟共有多少类呢?这个问题引起杨先生的兴趣。经过一番寻找,他的发现是,除了故事、比喻外,还有:诗句描写反问的语气感叹的语气
——王鼎钧《讲理》
作者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脉络,深入浅出地讲授如何读诗词、如何懂诗词,如何联系诗词与人生等主题。
——王鼎钧《讲理》
在论说文里引诗,不论出于哪一种动机,都只能引很少的诗句。论文到底是论文,它的统一的格调,不能被诗破坏。
——王鼎钧《讲理》
论说文是说明事理、提出主张的文章,它的口吻是分析的,判断的、肯定的。它的功用,在唤起读者理智的活动,使读者明事理、辨是非,对作者的主张“同意”。……一般说来,论文是很少“诗意”的东西。但是,基于种种原因,说理的人常常引诗。
——王鼎钧《讲理》
1。用“是非法”的句子组成骨千。2。为这个“是非”找两个以上的证据3。如果可能,准备一个小故事。4。如果可能,准备一两位权威的话5。如果需要,准备一些诗句。6。如果需要,准备使用描写、比喻。7。偶然用反问的语气8。偶然用感叹的语气。
——王鼎钧《讲理》
歌词的体例仿照中华民国国歌。国歌源于党歌,党歌歌词本是孙中山先生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那时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制定国歌,没有考量十三年后文化风尚和社会需要,只求在文献形式上延续传统,就歌词论歌词,已是一失。宪兵学校校歌继承了国歌歌词所有的缺点: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国歌歌词押的是ong韵,离暮气太近,离昂扬的朝气太远。宪兵学校的校歌不见前鉴,押司,资,兹,声音从牙缝里出来,押施师,知,基,有“气”无力。而文字艰深又超过国歌。黄埔军校校歌押wu,同样不顾声韵,使人想起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形容的“其声呜呜然”,可见当年南京重庆主持文宣大计的人,如何忽略了听觉。他们只想到继承已往的五千年,没设想开创未来的五千年。后来这种模仿繁衍成派,陆军后勤学校校歌,陆军化学兵学校校歌,工兵学校校歌,都学黄埔,不避wu韵。国防管理学院校歌,中山理工学院校歌,都学国歌,四言一句,不避ong韵。这些歌词有共同的“特色”: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
——王鼎钧《关山夺路》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王鼎钧《关山夺路》
雅可夫,像当时说的那样,回到“原始状态”之后,寻思到哪儿去混碗饭吃。当然,他可以去当店员,然而无货可卖,因为一切都由上级分配。为了搞到一双能穿的皮鞋,需要从某个科或支部拿到委任状才成。而且,握过马刀之后再拿起尺子也太丢人了。当初奋斗为的是什么呀?在琢磨干什么好的时候,叶罗普金想起来了:在商人加尔金的布店里,买最贵的布的人是一位文学家,他给省报写过有关圣诞节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权衡过所有利与弊以后,叶罗普金成了诗人。幸亏他有文化,能写一手好字。只剩下选一个笔名了,因为没有笔名就往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里钻总有一点不方便。外面是化名的时代,从列宁到某个撰写革命标语的萨沙·克拉斯内,全国上下用的都是化名。回忆起魂飞魄散的富农害人精在他出现时画着十字的情形,叶罗普金在自己的第一首诗上署名“丘尔梅尼亚耶夫”。这个名字就在文学界使用开了。我顺便提一句,他的某些懒得使用笔名的作家同行下场都不好——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丘尔梅尼亚耶夫主要为儿童写作。不,刚开始他当然也写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长诗,是给成年人读的,并寄给了高尔基征求意见。高尔基在其手稿的页边上写了个暗示初学写作者转向幼年读者的批语:“幼儿痴语!”无产
——尤里·波利亚科夫《羊奶煮羊羔》
写诗是把事物转移到不可理喻的世界。可是,如果我们距离不熟悉的图像远一点,进入未知的领域,那无疑我们应当回忆起炼金术士的黑盐。
——尤里·波利亚科夫《羊奶煮羊羔》
写诗是把事物转移到不可理解的世界。302
——尤里·波利亚科夫《羊奶煮羊羔》
他的诗歌拥有绝大的容量,偏偏表达的尺度控制得又极为精准:不受时序拘束,不作空间架叠,不循人事助推,刚好能容你完好地经由诗歌逆向回归到感受,不增不损地找到独属于艺术家的身体直觉。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杜诗动人处,往往也有这样的底色。老杜是三人中最宜代表儒家的一位,因为他的诗歌对他者的需求最为迫切,也就不可能留在心灵孤岛上走自我扩张的路(毕竟没有社会生活的儒教徒根本就不能被称为儒教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终要在每一种“看到”里确定自己的坐标——也正因杜诗是真正在与远近高低每一重真实性里建立心灵上的连接,它才有被后世称为诗史的资格。杜甫的共情能力极强,也是三人中唯一能用“我们'”的视角作诗的人。他允许自我被人群包围,并以集体的身份存在:他能从“三吏”“三别”中的新妇、老妪、新丁、老兵身上看到不同情境中的自己,也甘心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们很难说这样的表达是劝人还是自劝,是独白还是群呼一当一个人能代表千千万万个人去呼喊,他的声音一定意义上就容纳了天的回音。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处于这种既戒备渴望的状态中,或许这也是他灰心于朝局后选择受篆修炼的原因:他总想变得无限巨大,然后如鲲化鹏,彻底飞向一个只有自我的自由世界。但当然,只要他还在遵循这种戏剧式扩张,这个想就永不可能实现——“非我”仿佛一面“我”的镜子,永远跟随他同比例增长。一定程度上说,李白诗的魅力注定要在这样的冲突里成型,毕竟戏剧的本质就是冲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歌史上很少见到如李白这样能理直气壮地珍视自己的感受,将自我满足驾凌于万物之上的诗人:若世界与他不能调和,那么一定是世界的错,而他愿意与错误奋战到底。大多数人无法拒绝李白,或许正是因为最初那个两手空空、仅凭一团生命元气来到世上的孩子其实一直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当它被李白用诗歌唤醒,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给出一霎向往的纵容。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闻一多先生曾说盛唐诗可以分为三派:以王维为代表的自然派、以李白为代表的纵横派和以杜甫为代表的社会派。后来,人们也尝试着用教途分流去解释他们的不同:王维从释,李白从道,杜甫从儒。无论怎样分类,这种表述大抵可以证明,他们三人拼在一起,就几乎可以涵盖盛唐的全部气质。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王维的成长是跳过了少年阶段的,换言之,他从未真正好好打开过自己。一个无凭无恃的孩子要从容周旋于一众位高权重的成人之间,最好的策略当然不是逞才,而是藏锋一从诗的角度看,沿着这种性情向天地间多进一步,便是“同物”。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王维的“空”是一种佛学意义上的“空”。我们前面说过,在华严宗眼中的色相是虚幻的,色即是空,但“空”又不意味着死寂一片,而自有一种超越性的生动和美丽,它高于一切经验与法度,故而能圆融地走向无限。若以这个视角去理解王维的“空山”就会明白,他所说的“空”是对即时色相的瓦解,意味着一种方死方生的状态。因此,这首诗就不是对某瞬风物的定格,而是“一境中具足万有”,从无数个相似的瞬间中提取出来的、最美的现象集合。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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