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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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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声音被认识到的世界总是更切近于人的体感的,它不能被遮挡,无法调用视觉想象,也就更容易唤起身体的律动。臂如同在写大雨,与苏轼的“白雨跳珠乱人船”相较,王维的“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就因得来于听觉,不暇思索而更直接有生机。这不是笔力的差别,而是对世界认知方式的差异。 二维的格子已无法框住三维的空间。通过感应与世界相逢的人,情感很难被意象归纳进某种范式,通常也就不会迷恋自我蹈袭的套路化写作,无论用以欺人还是自欺。这正是王维的诗不能成“体”,也终不可学的原因之一。 当人和世界间有足够多的连接点时,就很难被逼入情绪的犄角了:无论命运际遇如何,其人生总不至太过萧条。他们通常更为温柔,因为“仁”就往往建立在不排他的辨识能力上,孔子要儿子学诗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正是出于这个底层逻辑。 王维喜欢用事物独特的名谓去辨认乃至称呼它们,继而与之生出情分。同写节序变化,他的“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就比大谢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要来得亲切温存;同写饮馔之美,“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也较李白的“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更见咀嚼玩味。他是真的在用身心去细密地感受这个世界。爱能接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说王维的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即使在音乐中,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普通人也很难精准地听出高低半音的差别,更遑论音高调节范围远小于歌唱的口语。以此,大部分人写歌行都没能力在选韵层面太过讲究,形式上的合律就已经够用——这也是并非所有大诗人的诗歌都会被乐工们选来传唱的原因:对音律不敏感的人写出来的诗文本或许极好,但唱起来可能确实不那么舒服。所谓清浊轻重,说到底本是人发声时对呼吸和音位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说,调整好人的呼吸节律,是可以微妙地左右其情绪的。郭绍虞先生在评价杜甫时说他七律“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就是说老杜对声律气韵辨别得比别人谨细,并能很巧妙地加以利用。唐宪宗时的《元和韵谱》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总结是否精准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四声确实各有独特的气质,也自有它们擅长处理的情感。平声对应普通话的一(阴)、二(阳)声,绵延稳定(恒清),有种徐徐延展的故事性,适合用来铺陈或叙事;去声通常对应为普通话的四声,自高而降(由清到浊),沉重深郁,则更适合发悲音、表决绝;对应三声的上声音调不太稳定,在语音史上也最易起变化(如上声后期出现了“全浊变去”的现象),有个下沉再振起的转折,欲扬先抑,属于更为复杂的升调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演奏所用配器、乐工,就都归王维所在的太乐署来管理。太乐署管理的乐器是真的很多:以天子宫县之乐为例,需陈设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建鼓四,编钟之下有笙、竽、笛、箫、篪、埙,编磬之下有琴、瑟、筝、筑,建鼓之外有鼓吹十二,上置羽葆之鼓、大鼓、金钲、歌箫、笳··若再考虑大燕会时的十部乐,还要加入各种西域乐器,如箜篌、琵琶、五弦、觱篥、长笛、尺八等,体量就更为惊人。在此做令为丞,不但有制曲之职,亦有教乐之务,这就意味着他们需熟悉每一件乐器习性,知道不同的曲依礼依用各自宜配什么样的乐器,每一件乐器该如何安排乐工练习,又要怎样对其进行考核。这种职业习惯会带来一种置身事外的视野和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通常乐工对音乐的理解是线性的,音乐思维有点近似摩斯码:对缓急、强弱极为敏感,但于疏密、穿插、编织、击应等二维层面的渲染则顾及不多(以管乐尤甚)。可对于太乐署的管理者来说,要入乐、编曲,则需在理解每一种乐器的脾性之上运用这张多种线性感受交织形成的大网——这种交响思维,是高级乐官和演奏者最根本的区别。王维应该是有几门料理娴熟的乐器的,也能随时切换出演奏者的思维——调用这种思维作诗,则以歌行或从歌行中脱出的绝句为佳,梨园、教坊的乐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她与灯《观鹤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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