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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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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结核病的梭罗于一八五二年写道：“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没有人以思考结核病的方式来思考癌症一把它想象成一种裹着一层光辉的、通常具有抒情诗色彩的死亡。对诗歌来说，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要美化这种疾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提出，对结核病的浪漫化只不过是这种疾病的文学转化而已，而在该疾病四处肆虐的时代，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诚如今日之癌症。当然，十九世纪的人谁都知道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有臭味（龚古尔兄弟描述他们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时，注意到“床上的腐肉发出的气味”）。不过，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对结核病的崇拜，并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歌剧作者的发明，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态度，事实上，（年纪轻轻就）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谈到隐喻，我过去指的正好是我所知的那个最早、最简洁的定义，即亚里土多德《诗学》中的那个定义（第一四五七页CD)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与仅由一种材料（词语）组成的诗歌艺术不同，戏剧运用了多种材料：词语、灯光、音乐、身体、家具、服装，等等。与仅仅使用多种语言（形象、词语、音乐）而成的电影艺术不同，戏剧是一种肉欲的、肉体的艺术。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那时的诗规模太小了，而整体艺术必须大，感觉大；它必须是多声部的表演，而非单一的抒情物。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作为关于权威的心理学与结构的一种描述，《群众与权力》回到了十九世纪关于人群和群众的话题上，以便阐明其政治噩梦的诗学。对法国大革命，而后又对巴黎公社的谴责，这是十九世纪讨论群众的书籍（它们当时平常得很，亦如它们今天不时髦一样）的要旨；这些书籍从查尔斯·麦凯的《异乎寻常的民众妄想与群众的疯狂》（一八四一）到勒庞的《乌合之众》（一八九五）这本弗洛伊德推崇的书，再到《革命心理学》（一九一二）。但是，早先的作家满足于陈述人群的病理学并就此进行训诫，而卡内蒂则希冀以其生物形态范例来解释——详尽地解释——比如人群的破坏性（他说：“破坏性常常是作为其最明显的特征而被提及的。”）。勒庞是提出理由来反对革命、维护现状（他视现状为不太压迫的专政）；与勒庞不同，卡内蒂提供了诉讼要点，来反对权力本身。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当然，在西贝尔贝格的片子里，人们能看到种种常见的矛盾之处——乌托邦诗，乌托邦的无用；理性主义与魔幻神奇。这只能进一步说明《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影片。要将乌托邦的怀旧与反乌托邦幻想和梦想的混合戏剧化，以及表现世界在终结同时又重新起始这样的信念，科幻小说是最合适的文类。西贝尔贝格关于历史的片子同时也是道德科幻小说、文化科幻小说。是“歌德-汉斯号”星际飞船。西贝尔贝格以一种忧郁的、稀释了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瓦格纳关于艺术是治疗、赎罪和净化等观念的某种东西，并使之永恒。他将电影称为对现代历史所造成的毁灭的“最美的补偿”，对“我们被进步所压制的感觉”的一种“赎罪”。此艺术确实能够通过好于现实来弥补现实的不足——这是超现实主义的根本信念。在西贝尔贝格那里，电影成为最终的、最具有容纳性和精神性的天堂。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在长期挑战下形成的概念里，文学从一种理性的一即为社会所接受的一一语言中产生，而孕育成各种内在统一的话语类别（如诗歌、戏剧、史诗、论文、随笔、小说），并以个体作品”的形式出现，然后以真实性、情感力量、微妙性和相关性的标准来作出评判。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文学现代主义清楚地表明了先前稳定不变的文类还有多大可能性，同时也推翻了自给自足作品的理念本身。用以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现在似乎根本不再是不证自明、显而易见，更不是普遍的了。这些标准是特定文化对合理性观念的肯定，即对思想以及由此决定的同一文化群体的肯定。“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就像尤维纳利斯和理查逊那样；前者在《讽刺诗》中对罗马贵族的愚蠢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后者则在《克拉丽莎》里遣责了为获得财产而走进婚姻的资产阶级制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现代作家……已经参与进来，以完成尼采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一切价值的价值重估，二十世纪又被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重新定义为“全面取消价值的价值”的伟大任务……这一任务是堂吉诃德式的作品从它的一次独特的体验中的地位获得证明，它假定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个人整体性，而所谓的“作品”只是其副产品，一次不充分的表达，如此而已。艺术成为自我意识的一次声明，该意识预设了艺术家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他（阿尔托）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文学从……语言中产生，而孕育成各种内在统一的话语类别（如诗歌、戏剧、史诗、论文、随笔、小说），并以个体“作品”的形式出现，然后以真实性、情感力量、微妙性和相关性的标准来作出评判。……一个多世纪的文学现代主义清楚地表明了先前稳定不变的文类还有多大可能性，同时也推翻了自给自足作品的理念本身。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受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幺，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作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力，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理水】这时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舜爷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还搭有小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趣。

——鲁迅《故事新编》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你瞧，这是什幺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驾。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搬下祖业，也不是什幺羊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我不写！…”

——鲁迅《故事新编》

他以为那两个家伙是谈不来诗歌的。第一，是穷：谋生之不暇，怎幺做得出好诗？第二，是“有所为”，失了诗的“敦厚”；第三，是有议论，失了诗的“温柔”。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于是他大义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鲁迅《故事新编》

你瞧，这是什幺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下祖业，也不是什幺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 ……我不写！……

——鲁迅《故事新编》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香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登彼西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我安适归矣？于嗟今，命之衰矣！）“你瞧，这是什幺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幺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我不写！……”

——鲁迅《故事新编》

而马伯乐在现实中的任何挫败，都可以在精神领域，具体地说，在新旧诗词、格言、有关人生哲理的常言中找到解释，他的一切行动，他的受虐和转眼就向弱者施虐的行为，这些都具有了合理性。马伯乐的这些性格特征不知能不能解释几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受虐及其同样向同仁施虐的行径。我的意思是，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一层人，并不都是鲁迅式的清醒者，其中大量是脱胎于都市的无业游民、文化游民式的人物。现代思想、观念于他们是容易脱换的衣装，随时升降的大旗。在关键时刻，既不是思想要紧，也不是人格要紧，而是饭碗要紧和保命要紧，这种无以自立的生存处境产生马伯乐性格，是这个性格喜剧中令人不安和需要深思的悲剧因素。370

——萧红《马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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