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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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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也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以被控制，变得顺从。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几十年来，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在把诗歌、戏剧、小说或故事的成分转换成别的什幺东西，视之为己任。有时，作家面对自己的艺术显露出来的力量太感不安，以至在作品本身之中塞进一段关于作品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尽管这幺做时，他显得有点迟疑，显出一丝得体的反讽。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几十年来，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在把诗歌、戏剧、小说或故事的成分转换成别的什幺东西，视之为己任。有时，作家面对自己的艺术显露出来的力量太感不安，以至在作品本身之中塞进一段关于作品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尽管这幺做时，他显得有点迟疑，显出一丝得体的反讽。托马斯·曼是这种过度合作型的作者的例子。对那些更固执一些的作者来说，批评家们倒是非常乐于代劳这项工作。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 我们可能注意到《反对阐释》一文的标题中的「阐释」是一个单数名词，这就意味着，桑塔格并不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反对惟一的一种阐释，即那种通过把世界纳入既定的意义系统，从而一方面导致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却导致真实世界日益贫瘠的阐释行为。- 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最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 一切风格——也就是说，一切艺术——都声称自己是一种形式。世界最终是一个审美现象。- 电影处在攫取其他艺术并能以层出不穷的新的组合方式来利用那些即便是陈旧的因素的位置。电影是一种泛艺术。它能利用、吸收、吞食几乎任何一种其他艺术：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刻，舞蹈，音乐，建筑。- 或许，如今被贴上「六十年代」这一标签的那个时代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是它根本没有怀旧的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诗歌中，每一个词语因被置于词语之中而获得改变，其意义变得准确而独特：以同样的方式，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依靠上下镜头而被赋予意义，每一个镜头都修正上一个镜头的意义，一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才能达到一种总体的、非断章取义的意义。表演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它只会妨碍。只有忽略那些在电影中露面的人的意志，才可制作电影；不去利用他们之所为，而是利用他们之所是。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布勒松的确比乍一看上去更像科克托——是一个禁欲的科克托，一个摆脱了自己的感官性的科克托，一个没有诗意的科克托。目标是一致的：树立一种宗教风格的意象。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当代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或者，即便是“思想”，也是关于感受力形式的思想）。里尔克把艺术家描绘成“为拓展个体感觉的领域”而工作的人；麦克卢汉把艺术家称为“感觉意识的专家”。当代艺术最引人入胜的作品（至少可追溯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是对感觉的探索之作，是新的“感觉混合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逃避阐释似乎尤其是现代绘画的一个特征。抽象绘画试图避免通常所谓的内容；因为没有内容，就无所谓阐释。在这一点上，波普艺术以相反的方式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它使用如此明显、如此“本来就是这样”的内容，以至到头来也不可被阐释。……当代诗歌趣味中最近的那场革命——那场贬黜了艾略特、擡举了庞德的革命——代表着诗歌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内容的偏离，代表着对使现代诗歌深受阐释家热情之害的那些东西的厌烦……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一位在自己最好的作品中把陈腐之词奉若神明的剧作家，就戏剧问题编纂了一本充满陈腐之词的书，倒是颇为相宜。...人们怎样来理解一种如此玄虚同时又如此平庸的观点呢？似乎还嫌不够似的，尤内斯库在文集中又塞满了纯属多余的自辩之词以及令人起腻的自负之语。...尤内斯库注意到，任何悲剧只要节奏被加快，就变成了喜剧，于是就致力于具有强烈喜剧色彩的戏剧。...他的戏剧领域是“家”的平庸性和压抑性。...尤内斯库试图说明，在循规蹈矩的生活形式下面，潜藏着疯狂，即个性的泯灭。...尤内斯库偶然获得的一个有原创性的艺术见解，是发现了平庸的诗意。...与布莱希特、热内和贝克特比起来，尤内斯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次一等的剧作家。他的作品缺乏与他们的作品相同的分量，相同的活力，相同的高贵感和紧凑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某种关于何为高雅、何为粗野的不言自明的标准——唯独小说除外。它可以容纳任何层次的语言、任何情节、任何想法、任何信息。当然，也正式这一点，使小说最终难以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迟早会有一天，不要再指望那些有辨识力的读者还会对那些把若干私人生活展示给他们看的慢条斯理的“故事”感兴趣（他们发现电影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更为自如，更为生动）。当音乐、雕塑艺术和诗歌依靠其对艺术进步论的热情献身和对新风格、新材料的狂热要求，千辛万难地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不合时宜的教条中挣脱出来时，小说却证明自己无力吸收以其名义盛行于二十世纪的任何一种真诚品格和精神追求。它降格而为一种深深地（如果不说无可挽回地）为中庸之道所拖累的艺术形式。......小说放弃浅显易懂的形式和不再固守一套老掉牙的美学理论，无疑将导致大量的既乏味又做作的作品；人们或许非常盼望那种古老的非自我意识能够重新回来。然而，必须付出代价才行。...因为直到我们拥有了一个连贯的严肃“现代”小说传统，那些大胆探索的小说家才不会再真空中工作。......萨洛特反对现实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现实并不是如此清楚明白的；生活并不是如此栩栩如生的。大多数小说中的逼真性所引起的那种不假思索、对号入座的现实感，是令人怀疑的，也应该被怀疑。...她对传统小说中一些因素的反对，我完全赞同。...我不能忍受那种无所不知的作者向我展示生活是怎幺一回事，赚取我的同情和眼泪，不能忍受他的肆无忌惮的热嘲热讽，他的那种对他的人物无所不知的神秘的神气，不能忍受他试图让我感到我自己也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我不再信任那些使我的求知欲获得完全满足的小说。...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事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不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3]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幺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幺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〇《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就像西蒙娜·薇依在她那篇关于战争的卓越论文《伊利亚特，或武力之诗》（一九四〇）中所说的，暴力把任何服膺暴力的人变成物。不，那些在特定环境下认为除了武装斗争别无选择的人士反驳说，暴力可以把某个服膺暴力的人升华为烈士或英雄。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隐喻与明喻不同：如果你说一个东西像什幺，那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有的时候也没有那幺明显，因为诗歌可以非常简洁。但是，举例来说，当你说“疾病是一种诅咒”，我认为这是思维的某种崩溃——这是一种停止思考的方式，让人定格在某种态度中。在我看来，智识思考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深刻意义上的批评——因为人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新隐喻的构建当中，我们必须通过隐喻来思考。但至少我们应当对现有的隐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如此才能解放思想，广纳四方，发散思维。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隐喻与明喻不同：如果你说一个东西像什幺，那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有的时候也没有那幺明显，因为诗歌可以非常简洁。但是，举例来说，当你说“疾病是一种诅咒”，我认为这是思维的某种崩溃——这是一种停止思考的方式，让人定格在某种态度中。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不了解穆利，我不知道他在想什幺，我不知道他的爱或者不爱，他的善或者不善，我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面对他，我所拥有的对人进行判断的经验都难以派上用场。直到现在，当我想起他时，我也始终不能完全去除面对一个无法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的惧怕。我只能狭隘地想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也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于是我只好承认，穆利属于那样一种人一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的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可能具有的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一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一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然而我也只能承认，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自身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同穆利相处了这幺些天，我却仍然不太了解他，不知他在想什幺，不知他的爱或不爱、善或不善，对他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他，我已有的经验显得很狭促。直到现在，当我想到他时，仍无法完全消除面对一个无从了解的人时所感到的隐隐恐惧。我只能狭隘地想，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阿富汗朋友，或许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对我而言，他始终是一个陌生人——从陌生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而我也只能承认，我对他的不了解，只是印证了我自身理解能力的有限和人类品性的无限。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你读诗吗？”他问。“嗯，有时会读。”“你想读我写的诗吗？”“.…我看不懂。”“我可以翻译给你听。”说完他拿出笔记本，凑到马灯边上，“你读过《古兰经》吗？这首诗与《古兰经》有关。”“读过。”“真的吗？”他看着我，瞳孔里的黑像是凝聚了起来，“你信仰真主？” “不，我不信真主。”“那你为什幺要读《古兰经》？”“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古兰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他立即纠正我：“不，不是一部分，是全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本真正无价的书，那就是《古兰经》。”他又问：“你的信仰是什幺？你们中国人，哦，也许是佛教？”或许在他看来，人拥有信仰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我既不想告诉他当下的中国并没有什幺普遍的信仰，也不能用佛教来含混地蒙骗他。对我来说，向这样一个深具信仰的人承认自己没有信仰是一件多幺难以启齿的事情。我在路上寻找的是什幺？难道不是内心深处的信仰吗？可我只能诚实地说：“没有。我没有信仰。”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一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正如桑塔格在书尾所说：“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因而，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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