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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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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艺术表达本质上都是人对经验的美学处置。诗是如此，书法、音乐、绘画等其他门类也是一样。以此，诗人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他对自我经验的态度，或用，或藏，或珍视，或逃避，或被动裹挟，或主动加工…诗人的性格与能力，也多能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涌现出来。古人崇拜文字，继而尊崇语言，诗歌创作也就随之拥有了较其他门类更高的地位。但语言并不与感官天然相接，诗歌也便无法直接根植于人的五识，它要设法与那些通往眼耳鼻舌身的艺术门类相连，才能保证自己的持续生长。因此，多才总会与多艺联系在一起，毕竟看似只可意会的才，本就滋生于艺的摇动。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王维喜欢用事物独特的名谓去辨认乃至称呼它们，继而与之生出情分。同写节序变化，他的“绕篱生野蕨，空馆发山樱”就比大谢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要来得亲切温存：同写饮馔之美，“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也较李白的“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更见咀嚼玩味。他是真的在用身心去细密地感受这个世界。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说王维的诗好于二者，但对比来看，他们的不同显而易见。谢、李这样的大诗人操办意象如调配三军，往往捭阖从容、指挥若定，他们会按照情感需要去组织自己眼中的世界，自我之庞大也是一定优先于物的。读者很容易追随这些物象被他们的气质裹挟，也正因此，他们笔下的事物必然有其工具性。它们或诱，或阻，或演阵，或追击…正如将帅眼中的士兵只该是一个个血肉单元，没有五官，也不必有心事。王维的写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充盈但绝不雄武，因为观物细，笔下便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意象单元。王维很少用文本意义去替代物象本身：当一个将帅喊得出每个士兵的名字，知晓每个人的性情，便注定无法将他们组织成战争。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此诗题为“辛夷坞”（辛夷即玉兰），王维当然是在用芙蓉花去拟代玉兰的形貌，比喻也不可谓不贴切，但字字特用《九歌》，却是有意在提示读者，如此真切而自然的过程，其实都是幻觉。芙蓉盛放的圆满，本是自不可能中结出的妄相。妄相缘何而生呢？“山中发红萼。”王维写短章很少用对句，但这句调回韵尾倒装看，其实是著了宽对的：依句意本为“木末芙蓉花，山中红萼发”（“花”即“華”，开花之意，是动词），在一个似真似假、似对未对的连接中，幻象与真实实现了交融——枝头幻化出来的芙蓉已经宛然盛放，而它的实体辛夷花刚刚在山中吐萼。

——李让眉《王维十五日谈》

不通诗书，但生活的历练使他语言流畅之外，也学会了如何在人生里不再好高骛远。当然，苦出来的人，在“性命的救赎”认知下，只有--金钱！是一切自由的代名词。

——三毛《滚滚红尘》

我的朋友们，跟我一样，都是真情流露，自然而然，又很淡泊名利，直畅亲切之人，完全不理政治，我们也不去管国家大事，连钱都不想去“折腰”之人，天天浸淫在诗词歌赋、画画、摄影之中。我又加了个本事，我看书看得成“痴”而不肯再写（人家写得比我好）。

——三毛《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先生授你以诗书，许你表字为兰舟。兰生玉阶淡然之，舟渡苦海驱无涯，胸襟纳百川，眼界拓万泽。你是好孩子，杀人不过头点地，恨难却，心却不能变。兰舟，兰舟啊，不是还有师父和先生吗？怎的把自己逼到那个境地？这五年里的不痛，说一说也好。

——唐酒卿《将进酒》

我求明春今日降，早化人间三尺冰。

——她与灯《观鹤笔记》

塔索的书一页页带着半行诗和白边随风飘荡，挂在松树枝上，落到草地上和流水里，帕梅拉站在一个土岗上观看片片白纸飞舞，说：“多美呀！”

——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

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诸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一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给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连贯机制良好运行，还有用诗意想象自由组合的血肉。

——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

那里没有门牌，也无分昼夜。那是一所非常安静的幼稚园，没有秋千，也没有盗船。在一座高高的山顶，可以俯瞰海岸。海神每小时摇一次铃铛。雨地里，腐烂的熏草化成萤，死去的萤流动着神经质的碧磷。不久他便要捐给不息的大化，汇入草下的冻土，营养九茎的灵芝或是野地的荆棘。扫墓人去后，旋风吹散了纸马，马踏着云。秋坟的络丝娘唱李贺的诗，所有的耳朵都凄然竖起。百年老鸮修炼成木魅，和山魈争食祭坟的残着。蓦然，万籁流窜，幼雅园恢复原始的寂静。

——余光中《逍遥游》

此地所谓的“丑”是现实经验的丑，透过诗人匠心的变形作用，如果蜕变得成功，可以转化为艺术经验的美。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取材有异于一般的唐代诗人，他们处理那些题材的角度也与众不同。他们这种企图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从幻觉找解脱，从自虐找快感的作风，令我们想起了文学中的爱伦·坡、波德莱尔、霍夫曼（E，T。A。Hoffmann）、莫根斯腾（Christian Morgenstern）、布雷克...

——余光中《逍遥游》

这种意象鲜明感觉突出的句子，在这一派作品中，俯拾皆是。一般说来怪诞的作品背后，往往隐藏着诙谐。在这一派作者之中，李贺、孟郊、贾岛都欠缺幽默感；韩愈时或流露一线诙谐，我总觉得他的《祭鳄鱼文》有点虚张声势，天真可笑；至于卢仝、马异、刘叉、皇甫湜，就滑稽而下流了。在唐诗之中，韩愈的圈子确是颇为“反传统”的。他们的“反传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是“惟丑的”，他们崇奉的是cult of ugliness。

——余光中《逍遥游》

如果用欧洲艺术的形容词来描述，则一派诗人兼有巴洛克（Baroque）的怪诞与敷衍，哥特式（Gothic的神秘和战栗。感性重于知性，是这一派诗人的共有特性。所谓感性（sensuality），系指作品特别侧重感官经验（sensoriaexperiences）的表达。朱光潜早就指出韩愈〈听颖师弹琴》中的诗句：“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干丈强”是感性的典型。

——余光中《逍遥游》

物以类聚。在传记文学向不发达的中国，隔了十二个世纪，我们犹能看见中唐的一个文学运动，如何以韩愈为领导人物，渐渐成形。说这是一个文学运动或派别，并非我们的臆测。在生活的验上，这一群诗人大半是科举和干禄两不得意，压抑之余，大半避现实，且呈现一种乖戾背逆之气（perversion），成为不能适应境的人（misfits）。韩愈自己也曾数贬外州。在文学的风格上，们大半倾向于超自然的另一世界，好幻想，好铺张，好夸大，直而欠含蓄，感性重于知性。

——余光中《逍遥游》

这一面违反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也违反了儒家诗观的温柔敦厚之旨。韩愈是一个非常繁复有趣的综合体。他攘佛尊孔，却不自觉地流露对于神异世界的敏感。这些 “偏差”在他的载道的古文之中，应该是被他的儒家的意识形态压抑着的。我总怀疑，韩老夫子的自我，他的libido，是从散文的世界逃遁到诗的世界里去的。

——余光中《逍遥游》

在儒家正统的文艺思想上，韩愈与白居易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诗的风格上，韩愈似乎有意在李杜之外另创局面，对同一时代的白居易，也有意背道而驰。在散文之中罕见的韩愈的“自我”（ego）的某一面，往往淋漓而恣肆地出现在他的诗里。这一面正是韩愈的“超自然癖”（supernaturalism）与“自大狂”（megalomania），正是他对未知的神秘世界的狂热向往和对儒家思想自我束缚的无意识的反抗。

——余光中《逍遥游》

在中国，由于宫廷的重视文学，更由于考试制度的奖励，文学亦曾享一时之盛。在这种浓厚的文学气氛中，请注意，旗亭上的歌妓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不是“棒打鸳鸯两头飞”。我们常听人说，新诗如何如何不发达。那是因为唐代考试科目之中有诗一项，才有“省试湘灵鼓瑟”那样的好诗。如果今日的大专联考也要考写新诗，你看新诗会不会发达吧。当然，我绝不赞成那么做。

——余光中《逍遥游》

当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学术的权威，当学术界太迂而新闻界太油，一切都丧失标准，除了市场的销路和票房价值。古代的情形似乎好些。欧洲的古典文艺，或操纵在僧侣之手，或盛行于宫廷之中。斯宾塞的诗，莫扎特的音乐，狄兴的画，都是在贵族扶植（patronage）下的产物。贵族之中，当然也有许多愚妄之徒，但就一般而言，他们的品味能力比现代的大官僚，大学者高得多了。

——余光中《逍遥游》

即以清真为贵的李白，他的作品也互见高下：“床前明月光”可以说是他最平凡的作品，比起他的（梁甫吟）、《襄阳歌）就逊色了。作家总应该走在读者的前面几步，不断地予读者以层楼更上的惊喜。艺术毕竟不是装得整整齐齐的一盒巧克力糖，一掀开糖盒子，就可以检一颗往嘴里送。它毋宁更像一颗胡桃，需要读者层层敲剥，而渐入佳境。人类的惰性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是文学欣赏的致命伤。欣赏的过程，往往就是克服惰性，超越偏见，征服新疆的过程。拜伦见不得华兹华斯的诗，柴可夫斯基听不得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家自己都看不清楚，何况是外行的大众。文学不能大众化，但大众经教育后可以文学化；到大众文学化时，文学当然也就大众化了。大众，大众，多少低级趣味假汝以行

——余光中《逍遥游》

八佾在龙山寺凄凉地舞着，圣裔饕餮着国家的俸禄。龙种流落在海外。诗经蟹行成英文。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余光中《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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