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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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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我们的理想主义被滥用了”——现在我们经常从幡然悔悟的前纳粹分子嘴里听到这话。是的，确实如此——但这种理想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多么低劣的东西啊！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彩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晚，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通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面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年见的事情，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得失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由于它的激情，破坏了把我们与他人联系以及分开的居间物（in- between），只要爱持续着，那么唯一能切人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的居间物就是孩子——爱情自身的产物。孩子，这个现在把相爱的人联系起来并且为他们共有的居间者，也是那个让他们彼此分开的世界的代表，孩子意味着在现存世界中切入了一个新世界。[82]通过孩子，相爱的人仿佛又返回了爱曾经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但是这个新的世界性，这个爱情事件的可能结果和唯一可能的幸福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爱情的结束，它要么必须征服新的伙伴，要么必须转化成另一种相互拥有的形式。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攻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187-18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仅有一种原则曾经被设计出来，把一群丧失了对共同世界的兴趣，感到他们不再被一个世界联系和分开的人们，仍然保持在一个共同体内，这就是基督教社团的原则。早期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人们中间寻求一个牢固得足以取代世界的纽带，正是奥古斯丁提出不仅把基督教的“兄弟情谊”，而且把全部人类关系都建立在博爱(charity)的基础上。博爱，虽然它的非世界性完全符合于人类对爱情的一般体验，但同时又与爱情不同，就像世界一样是某种在于人们之间的东西： “即使强盗之间[inter se]也有他们所谓的博爱。”[44]基督教原则的这一令人惊讶的表述实际上是经过高度选择的，因为人们之间的博爱纽带虽然不能建立一个它自身的公共领域，对于基督教主要的非世界性原则来说却已绰绰有余了，它可以相当好地带领一群本质上无世畀的人，一群圣徒或一群罪人穿越此世，只要世界本身被理解为注定要毁灭的，在它之内的任何活动都被人们以临时性的方式、以“只要世界还在延续”（quamdiu mundus durat）的方式来进行。[45]基督教社团的非政治、非公共性质最初就体现在它应当形成一个“肉体”（corpus）、一个“肌体”，其成员都应当像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那样彼此联系的要求中。[46]这种共同体生活的结构模仿家庭成员 54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知道家庭成员关系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关系。一个公共领域决不会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因此也不可能从基督教社团生活中发展起来，只要规定这种生活的原则是博爱而非其他的话。即便如此，我们也从历史和修道院（唯一的尝试以博爱原则来做政治设计的一种共同体）制度中得知，在“现世生活的必需”（necessitas vitaepraesentis）[47]要求下进行的各种活动，由于也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发3 生的，会自行导致建立某种反一世界(counterworld)，某个在此秩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于宽恕和行动紧密联系，就像破坏和制作一样紧密联系的最可信论证，也许来自宽恕的这样一方面：在取消所为之事的宽恕中，似乎显现出了与行动本身同样的揭示性质。宽恕以及它所建立的关系总是十分个人化的（虽然不定是单个人的或私人的），在其中，所为之何事被宽恕，取决于为了谁的缘故。这一点是耶稣清楚认识到的（“她的许多罪得到了赦免，因为她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也是人们普遍相信只有爱才有力量宽恕的理由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罕见的事情 [81 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得失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由于它的激情，破坏了把我们与他人联系以及分开的居间物（in-between），只要爱持续着，那么唯一能切入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的居间物就是孩子爱情自身的产物。孩子，这个现在把相爱的人联系起来并且为他们共有的居间者，也是那个让他们彼此分开的世界的代表，孩子意味着在现存世界中切入了一个新世界 [82]通过孩子，相爱的人仿佛又返回了爱曾经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但是这个新的世界性，这个爱情事件的可能结果和唯一可能的幸福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爱情的结束，它要么必须征服新的伙伴，要么必须转化成另一种相互拥有的形式。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因而，如果真像基督教所认为的，只有爱才可以宽恕因为只有爱才对于某人是谁毫无保留地接受，无论他做过什么都总愿意宽恕他，那么宽恕就仍然不属于我们的考虑范围。不过爱虽然限制在自身狭小的空间内，尊重却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广阔领域中。尊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philia politike），是...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莱克一马勒茨文（我前文提到过此人）讲到了一个女性“领袖”。这个人于1944年夏前往巴伐利亚并给当地农民鼓舞士气。她没有浪费时间去讲“神奇武器”和胜利进军，而是坦率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她说，一个好的德国人不畏惧这场失败，因为元首“他慈悲为怀，一旦战争失利，他会备好毒气送德国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作者还写道：“哦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这位可爱的女士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亲眼见过她：肤色泛黄，四十来岁，眼神疯狂…后来怎样了？这些巴伐利亚农民有没有至少把她扔进湖里冷却一下她对死亡的热情？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摇摇头各回各家去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有些人通过参加活动和过度做事来逃避空虚。我想，他们属于那种没法把事情“睡过去”的人。而我逃避的方式就是向睡鼠学习冬眠。我不会睡不着，反而会睡得过度，白天就开始想我的床有多可爱，到了晚上就愉快地躺上去。我睡觉一直不怎么做梦，但并不消极，就好像遗忘是一个我有意欢迎的好东西，所以我对夜晚唯一的恐惧，是还需要起床。每天我都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缓慢地从睡眠里挣脱，因为我对白天即将投身的生活毫不关心，缺乏热情，以至于起床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晚上就睡觉，白天就小心翼翼地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沿着同一条街道走路上班，吃同样的饭菜，回到同一个房间，每天读书。理论上说，我非常渴望摆脱这种模式，如果做不到，我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尽管希望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我却没有力气做出哪怕最微小的改变。只有在感觉异常良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在休息日放弃整个上午都睡觉，整个下午都看书的安排，乘公共汽车去国家美术馆逛一逛。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既然我已经生活在幸福这种难得的状态里，对它做点笔记肯定也很重要。它开始于我写作之时，在我赢得大奖时变得光彩夺目，后来我又开始恋爱，这种幸福得到了确认，而且迄今尚未露出改变的迹象。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生命力的又一个表征是：人们会说“她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状态这么好”或者“她看上去很年轻”，我自身在身体上的良好状态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她可能有二十五岁吧”，一位七十多岁的女人这么说，考虑到那个年龄的人观察一切时的岁月压缩效应，三十五岁应该比二十五岁更能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在回春。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年来一些指向内在的变化。我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意识到，衰老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每一年，都被带向一个比我以前所知更好的地方，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仿佛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当我接受了他的消失之后，日子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常识禁止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认为自己老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一旦过了三十岁生日，我就开始把这种感觉视为合理的。我三十多岁时，大部分时光都被笼罩着一层阴影，正是因为我注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不管是“奸淫”还是“上帝”，都不过是个简略的表达方式。我知道“奸淫”的具体意思，但我想表达的与此不同，我指的是做爱，不论结婚与否一婚姻可能要过几年才来，但我希望能很快做爱。当时我对性的抽象痴迷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的全心专注，这通常仅仅指向一个男人，但如果保罗辜负了我，我也会和另一个人做，那只能为保罗感到遗撼。在学校，我们从来不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无法将爱情区分为“肉体的”或“精神的”，做爱也不是一件仅存在于做爱那段时间的、转瞬即逝的好事，而是每做一次就增加一点的，对整个幸福感的扩展。…… 所以，幸福随爱而来，由爱增加，对我来说它还赋予了肉体欢愉以色彩，当然也包含了许多其他东西，包含了比我个体的情感和感觉更广阔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关注交流的困难问题。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绘画，都不断在强调这一主题，以至于如果一个人相信人类之间可以相互交流，那他会显得幼稚天真。可是，当你遇到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传统、不同社会，不同经济背景的人，却发现你和他可以完全凭感觉来谈论任何事，即使彼此意见不一致，也有十足把握能互相理解，如果这不是交流，那又算什么呢？在这样的相遇中所发生的信任感和轻松氛围，真是另一种更广阔、更持久的美好。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恋爱了，也很长时间没有每时每刻脑海里都充满对男人或某个特定男人的思绪了。有时，我上床睡觉时，会试图重拾那些多年来曾经占据过大量时间的回忆、希望、思索和梦想，但还没等真正回想起来，我就睡着了。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我不是个常常旅行的人，如果能做到，一年也只有一次会四处观光。但那些去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短途旅行，对我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仅次于爱情。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然而，在安德烈高超的求生技能里，有一个很可爱但会导致不便的弱点。他最初来英国是因为他喜欢“来英国”这个想法，还在布达佩斯读书的时候，除了拉丁语，他必须从德语和英语中再选修一门语言，因为受到一位自己爱戴和敬仰的叔叔的影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随后就发现很合自己的意。他当时选读的书一定非常奇怪，因为这些书给他留下了关于英国的“浪漫”印象，比如英国人以诚实可靠著称，主要都是些英国绅士，虽稍显滑稽但相当有魅力。我敢肯定，他四处撒网找人为他的出版社投资时，如果网住的是匈牙利同胞，他必会坚持与他们签订一份完整的商业合同；但他每次网住的都是英国人，浑身散发着祈祷必会回应之光辉的英国人，因为观者的先入之见，这光辉还辐射出一圈粉红色的晕轮。所以，尽管到现在我仍然难以相信，但情况确实如此，安德烈和这五个及时雨之间，每次都仅有一份“君子协议”。你甚至不能说它不值写它的那张纸，因为根本就没有纸的存在。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住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尽管非常喜欢她，但恰当地评估时，我不得不将与她的相处视为稍弱于友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广泛的熟人圈，和异常多的长期、亲密的友人，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容纳新的密友。到了现在，我已经比当时莫莉的年纪还大，因此尤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发现一个新识之人具有特别相宜的品质，又明知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空间和他们相处时，真的非常遗憾。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以下是他们的做法：时不时给安德烈写信，要求他详细预测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我们的会计师菲利普·塔默（顺便说一下，他是有史以来最可爱、最善良、最耐心、最正直和最忠诚的会计师）曾这样写信给他们的会计师：“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里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最影响办公室士气的爱情，是折磨男人而不是折磨女人的那种，这既令人惊讶又令人欣慰。我祖父母那代人，或至少我父母那代人会认为，在需要承担大任的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受青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生活。一个女人或许和男人一样聪明，但她的智慧是靠不任的，因为一旦在爱情里受挫，她就会崩溃。没人提到经期的情绪不稳定，但这个想法潜伏其中：女人这种可怜的小东西，天生就不能指望她们克服自己身体的变幻莫测。我们这代人倒不会这么想了，但这个观点依然存在，需要被反驳。因此，我很高兴地发现，虽然我和我的女同事们在私人生活中有时会忍受痛苦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从未允许这些痛苦如尼克和安德烈那样丢脸地影响工作。尼克，一个惯于沉默的绅士，上唇僵硬得几乎吱吱作响，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年轻女人，为此强迫妻子和自己离婚，但又被情妇甩了，只好回到了妻子身边。在整个过程中，他所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程度让旁观者疲惫不堪，一筹莫展。当情妇决定不要他后不久，他孤独地租住在一个沉闷的公寓里，我是真的为他感到难过。一个如此有尊严的男人被贬损到如此可怜的地步，还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是个悲剧。但是，还不到一周，安德烈向我报告说，尼克和他的妻子一起回来了，还要求我们表现得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的尊严和我的同情心都大打了折扣。除了无法想象没有女人操持柴米油盐的生活外，对尼克如此迅速的扫兴结局，我找不到其他解释。安德烈的爱情试炼则没有尼克那么严重，但对我们这些观众的打击也不小，这是个始于偶然，终于一生的故事，有起有落，结局幸福。早些时候，在我最初成为他的红颜知己时，他和女人的关系总是维系得很短。他会认真宣称自己坠入爱河（他坠入的始终是爱情，而不仅仅是喜欢），紧接着就宣布结束了。有一次，从陷入到发现该女人无法相处仅隔了三天，因为“她一直给我打电话”，“但这不是很好吗？...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他真是的存在驱散了我的白日梦，却没有驱散我心中的浪漫，我爱上了他，那时我觉得爱情就等于婚姻，并深信一旦嫁给我爱的人，我必将在有生之年对他忠贞不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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