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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忧郁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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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学校。”她又说。她儿子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念书,相册里的照片是他托人捎回来的。那些小电器也是他托人捎回家的,一直被当作纪念品珍藏在箱子里。照片上的小伙子二十岁左右,明亮的黑眼睛,瘦削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铁青下巴,整洁的带着熨痕的衬衣和牛仔裤。他和打扮、肤色各异的同学在长条木桌旁碰杯,在装饰豪华的酒吧里唱卡拉OK,勾肩搭背地站在各式精美的建筑前面。他坐在简单干净的学生宿舍里,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幅英文的阿富汗地图,桌上是各种厚厚的词典和书籍。在迪士尼,他像其他游客一样怀里抱着只大大的米老鼠玩具,俯下身凑到镜头前微微笑着。 他的脸年轻而忧郁,眼睛黑得像个内核,里面种着忧郁的种子,偶尔露出的笑容也很清淡。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异邦过着西化的现代生活,面对都市的繁华、物质的丰富以及各种诱惑,他将怎样回想家人和这个战乱而贫穷的国家,又将怎样平衡内心里祖国和异国、故乡和异乡的位置?就他的年纪而言,大约会有些困难。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在对癌症的心理方面的原因的通常描绘中,往往搬用自盖伦以降的古老权威人士的话作为证据。盖伦(公元二世纪人)认为“忧郁的妇女”比“乐观的妇女”更容易患乳腺癌。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千是,为这种有关瘟疫的经典描述提供例证的艾滋病,被认为是肇始于“黑暗大陆",然后扩散到海地,继而扩散到美国,扩散到欧洲,随后又扩散到……它被认为是一种热带病:是来自世界上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又一种侵扰,同时也是“.热...带. 的忧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土星的影响使人变得“漠然、犹豫、迟钝”,他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写道。迟钝是忧郁症性格的一个特征。言行笨拙则是另一特征,这样的人注意到太多的可能性,而未发现自己缺乏现实的感觉。还有一个特征便是顽固,这是因为他渴望高人一等——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比实际上似乎更迟钝、更笨拙,也更愚蠢的习惯源自这样的散步,这样的习惯具有一种随之而来的极大的危险性,即它会使我认为比我实际上更敏捷、更灵巧,也更精明。”这一顽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进入我视野中的东西我好像连三分之一都看不到”。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写道:“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的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他坚信,寓言确实是阅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即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莱尔的标志性方法,这一方法嬗变成哲学观点和对事物所作的显微科学分析,本雅明本人也运用过。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睥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他是法国人所谓的抑寡欢的人。青年时代,他表现出的特征似乎就是“深刻的悲伤”(舒勒姆语)。他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是在土星照临下来到这个世界一一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迁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寓言确实是读忧郁者世界的一种途径,他引用波德菜尔的话说:“对我来讲,一切皆成寓言。”作为从丧失活力的、不重要的东西中抽绎出意义的过程,寓言是本雅明的主要论题,德国巴洛克戏剧和波德菜尔的标志性方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心脏功能健全则是一个他用以指作家成就的隐喻。在一篇赞扬卡尔·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写道:如果说,风格是思想在语言中游刃有余而不落入平庸的力量,那幺,获得这一力量主要依靠伟大思想心脏的力量,它驱使着语言的血液流经句法的毛细血管,而流到距心脏最远的四肢。思考和写作说到底还是精力的问题。忧郁的人自感缺乏意志,也许觉得他需要所有他能掌握的摧毁力。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Benjamin视自己为忧郁症,但对现代心理学的标签嗤之以鼻,而代之以占星术的一个标签:“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本雅明激情满怀,但也是以反讽姿态让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对他来讲,重要的是使自己众多的“立场”呈开放状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一种立场更正另一种立场;这些立场他全需要。决定当然有可能打破这些立场之间的平衡,态度犹豫不决又使一切保持原位。1938年初,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多诺后没有马上离开法国,他解释说“这里还有立场需要捍卫”。 本雅明认为,不管怎幺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正在灭绝的物种,淘汰这一物种的既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他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其所属种类仅存的硕果了。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个智性阶段,这是一种合理破坏的、虚无主义的知识运动。在讨论克劳斯的文章中,本雅明反问道:克劳斯站在新时代的前沿吗?“我的天哪,根本不是。因为他站在末日审判的门槛上。”本雅明心里在想的是他本人。在末日审判时,这位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带着他的残篇断简、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会解释说,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直到永远。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幺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爸爸,快挥手。”孩子担心地看着站在破旧的大门前穿着薄家居服的舅妈,捅了一下爸爸的腰眼。爸爸像刚睡醒的人一样抖了抖肩。他没有挥手,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孩子挥手告别时,爸爸启动了车。舅妈用手揉搓着露在保暖马甲外的肩膀,站在雪里跺着脚。“泰莲……”从连栋住宅胡同出来后进入大马路时,爸爸叫了一声孩子。孩子看到爸爸忧郁的侧脸,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胡子。爸爸擡起下巴直视着前方。“……和爸爸一起死掉好不好?”像是在自问自答,他“嗯”的一声又问了一句:“肮脏的世界,我们俩一起死掉怎幺样?”
——韩江《植物妻子》
那时我的心灵充满着对书的渴望。别人极有可能把我看成酒精中毒或煤气中毒者。我依然是那副兜里装着死鸟的驼背女孩的脸,还是一如既往地沉浸在无差别的、忧郁的阅读之中。唯独读书才能让我感受到爱。读书让我享受自由,就像我喜欢带着点傻傻的醉意在夜晚的大街小巷游荡一样。
——韩江《植物妻子》
他抓着她的肩膀,用虚飘飘的声音咕哝:“跟我一起走吧。” “你看看我身上的肉,看看我的头发,还活着…它们希望活着回去。我的身体不是水泥做的。你的身体也一样,是和我一模一样,由温暖的肌肉组成的。就是说,有温暖的血液流着。在这里还希望得到什幺呢?这儿给予我们的有什幺呢?无尽的渴望、耗尽、屈辱、伤痛、幻灭,除了这些到底还有什幺呢?究竟还要在这卑鄙的剧本里苟活到什幺时候呢?” 她在走下坡,上身却像走上坡的人一样驼着背。她的嘴角长着白癣,深陷的上眼皮下有一双忧郁的眼睛闪烁着。一轮苍白的下弦月跟在她身后。冰冷的晨风从她脸上飘过时,她感到头皮像淋了雨的碎瓷器片一样透明起来,头脑异常清醒。
——韩江《植物妻子》
像在酒席上喊着“这个国家已经腐烂到根”的人一样,妻子用满是敌意的嗓音说了出来: “真是无法好好存活下来!在这嘈杂的地方……被关在这样憋闷的地方!” 那时我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你郁闷什幺呀?” 我无法忍受过于敏感的妻子随意打破我短暂且危险的幸福,也无法忍受她说自己干瘦的身体内流淌着陈旧而忧郁的血液。
——韩江《植物妻子》
她在沉思片刻之后又补充说道,我的衣服放在一个小皮箱里,路上的食物装在一个旅行背包里。一个小背包和一些东西奥斯特利茨说,这时候他想到,薇拉的这几个词语准确地概括了他之后的整个人生。薇拉也记得那个拉班德琴的十二岁女孩,她们就把我托付给她了。薇拉还想起了那本在最后一刻买到的卓别林小册子,想起留下的父母向他们的孩子挥舞着白手绢,就像一群展翅飞翔的鸽群扑扑振翅,想起自己对列车留下的奇怪印象:在十分缓慢地向前推进之后,它并没有真正开走,而只是从盖有玻璃屋顶的大厅里驶出一段路,就沉人了大地。奥斯特利茨说,薇拉接着讲道:可是从这一天起,阿加塔就变了样。她不顾一切困难始终保持的那种快乐和信心,被一种她再也无能为力的忧郁所遮蔽。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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