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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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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衡量一段爱情不应在两人做爱之时，而应在其后。当你想念独自一人的生活时，你会因为爱情放弃孤独。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这片土地上没有大龄的未婚女子，也不存在因爱而生的婚姻。在这里，我们思维当中理所当然的事被颠覆；在这里，将近六亿人口中的一半是女性。据我所知，她们常年生活在罩袍之下，不，那不是罩袍，它更像一张床单，像一块裹尸布，把女人们从头到脚厚厚地包裹起来。除了这名女子的丈夫、孩子以及和她一样死气沉沉的女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隔绝在这块布之外。这块布的名字有很多：purdah,burkan,pushi,kulle或者djelabah，但毫无例外都是在眼睛的位置有两个小孔，或一块高两厘米、宽六厘米的细密网纱。透过两个小孔或网纱，穆斯林女人就像是透过监狱的栏杆一般望向天空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座巨大的监狱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利比亚、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构成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伊斯兰王国。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女人和男人一样，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着，找不到公正和常识之间的平衡。她们有的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透过囚笼般的罩袍打量着天空和人群。这些罩袍禁锢着她们，就像裹尸布包裹着尸体。而另一些女人则活得像驯兽师，穿着红色外套，佩戴西式盘扣，手里握着啪啪作响的马鞭。我见过祈求进入收容所的穆斯林妇女，也见过在射击比赛中与男性同场竞技并获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可我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怜悯。我还见过帮助自己国家降低新生儿出生率的印度女医生，也见过那些如同被大头针钉在墙上的蝴蝶般一动不动的东京艺妓，可我依然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恐惧。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到茫然无措，因为我不确定两者中的哪个更糟糕。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无用的性别》并不是一部小说，它是我应《欧洲人》要求，在三十天内环游世界后写下的一部报告文学。它想要告诉公众，世界各地的女人都以一种无用的方式活着，换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方式。无论她们身在女人和一头骆驼差不多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女人过于举足轻重的国家，比如歌颂女权的美国。在意大利，女人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像骆驼，又有点像美国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一九七三年，我采访了巴列维，并在随后的文章中骂他是“狗娘养的”。于是霍梅尼给了我这次采访的机会，认为我会把他写得很好。当然，此次前去采访，我的身份不会是霍梅尼的好朋友。我已经为此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巴尼萨德尔先生说服了伊玛目，让我能够马上得到接见。明天我们将前往圣城库姆。是的，明早八点。我们的会面定在明天下午三点，开车过去需要五到六个小时。我准备好了吗？有合适的服装吗？服装非常重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伊玛目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女性的采访，此次破例有重大的意义，但如果当中有什么差错，也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我带了一条黑裤子，一件领口很紧的长袖黑衬衫。”“还不够。”“我还带了一块黑头巾，能一直盖到肩膀。”“不够。”“还有一件黑色的披风，长度到脚面。”“不够。”“怎么会不够？”“你得穿卡多尔。”“可我没有啊。”“我会把我妻子的卡多尔给你。记住，不能涂红色指甲油，伊玛目会生气的。”“当然。”“不能擦粉，不能涂口红，伊玛目对此很反感。”“没问题。”“不要喷香水，不能有任何轻浮的言行，否则伊玛目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挑衅。”“好的。”当时我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欢天喜地，就算让我剃光头，我也一定会答应的。库姆，霍梅尼的圣城，我没有忘记发生在那里的点点滴滴，没有忘记由于我是一名女性而被所有旅店拒绝接待。为了采访霍梅尼，我必须换上卡多尔；为了换上卡多尔，我就必须脱掉身上的蓝色牛仔裤；为了脱掉蓝色牛仔裤，我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辆我们从德黑兰一路开来的车，但随行的伊朗翻译和他的西班牙妻子阻止了我。“您疯了吧，女士，您一定是疯了。在库姆做这样的事儿可是会被枪毙的。”我们一路寻找合适的地方，在到达前朝的王宫时，一位看守人出于怜悯接待了我们，把我们领到了觐见室。在那个大房间里，我感觉自己就像圣母玛利亚，为了顺利生下耶稣，与约瑟躲进冰冷的马棚，被棚中的驴和牛温暖着。...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谁说战地记者是男人的工作？之所以有人这么说，只是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参战的是男人而已。但事实也不总是如此，比如圣女贞德就是女人。尤其在我亲历时间最长的那场战争——越南战争中，就有许多女人参与其中，而她们都是出色的、非凡的士兵。记得某个下午，我随一队美国士兵前往中央高地执行巡逻任务，他们的队长对我说：“希望不要碰见那些姑娘们。”我说，姑娘？“是啊，那些越共的女孩，她们是最勇敢、最危险的，她们可吓得我要命。”既然女人能参加战争，那我看不出女人不能报道战争的理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的书在美国销量很好，尤其是最近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nato,1975)。不过有些记者始终不明白，这本书里的故事只是文学虚构与创作。因为书里的女性既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定的形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里），某些记者认为我就是书里的那个女人。他们相信我就是她，那个未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如此愚蠢，故事里的女人最后死了，可我还活着）。于是那些好事之徒开始猜测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些记者觉得书中孩子的父亲是阿莱科斯，其中一位甚至认为这是我的意思。这件事本身没有使我心烦，真正让我生气的是，一次文学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居然被当成了普通的个人历史。作家有权利、有义务虚构故事，或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正是其与记者之间的区别。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女性作家身上。如果我是个男性作家，想必就不会有上面那些糟心的事了。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下，那个愚蠢的美国记者猜中了事实，我确实失去了和阿莱科斯的孩子。就算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又有什么特别的呢？一般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三年，他们迟早会拥有或者不幸失去一个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女人和男人一样，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着，找不到公正和常识之间的平衡。她们有的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隔绝在现实世界之外，透过囚笼般的罩袍打量着天空和人群。这些罩袍禁锢着她们，就像裹尸布包裹着尸体。而另一些女人则活得像驯兽师，穿着红色外套，佩戴西式盘扣，手里握着啪啪作响的马鞭。我见过祈求进人收容所的穆斯林妇女，也见过在射击比赛中与男性同场竞技并获得奖牌的安卡拉女兵，可我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怜悯。我还见过帮助自己国家降低新生儿出生率的印度女医生，也见过那些如同被大头针钉在墙上的蝴蝶般一动不动的东京艺妓，可我依然不知道她们当中谁更让我感到恐惧。束缚固然可怕无情，但以错误的方式诠释自由亦是如此。在这次旅行中，我不止二次地感到茫然无措，因为我不确定两者中的哪个更糟糕。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是一个有无数恶习的女人，将来注定要下地狱。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我是一个有无数恶习的女人，将来注定要下地狱。我不停地写作、旅行、打包或拆开行李，我酿基安蒂红酒、蜂蜜，还养了些鹌鹑。我还从没有去过我真正的家：那是我在乡下买的一套房子，地窖里装满了上好的葡萄酒，周围环绕着树林和葡萄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护照的“职业”一栏里写上“葡萄酒生产商”。p113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当一个西方女性来到充满严格宗教氛围的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时，她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大洪水中，自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人。p89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男人的基本问题源于经济、种族和社会，但女人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问题源于她们的性别：女人。p85
——奥里亚娜·法拉奇《我不相信神话》
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容器吗，一个你用来保管东西的罐子吗？我是女人，老天，我是个人。我无法拧下自己的脑袋，让它停止思考。我无法抹去自己的情绪，禁止它们流露。我无法对愤怒、喜悦、悲伤无动于衷。我有自己的反应，自己的惊愕，自己的沮丧。即便我能克制自己，我也不愿意沦为一株植物，或者一架除了繁衍别无他用的生理机器。你的要求可真多啊，孩子。 你先是占据了我的身体，剥夺它最基本的权利：行动。如今你竟想支配我的头脑和心，让它们萎缩，阻塞，夺走它们感知、思考和活着的能力！你甚至怪罪我的潜意识。这太过分了，我绝不接受。如果我们还要共存，孩子，我们最好达成协议。我可以做个让步：努力增重，把身体让给你；但我的思想，不能。我的情感反应，不能。这些我要留给自己。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献给那些不惧怕怀疑的人，献给那些不惜承受痛苦和死亡也要不知疲倦追问的人，献给那些将自己置于两难之地在给予和拒绝生命之间做选择的人，这本书由一个女人献给所有女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你们说我们没有你们的头脑，却又剥削我们的智慧，来管理你们带回家的薪水。你们是永远的孩子，一直到老都是孩子，因着软弱和懒惰的习惯，需要一直有人喂养、清洁、服侍、劝导、安慰、保护。我鄙视你们。我鄙视自己不能摆脱你们，鄙视自己对你们叫喊得还不够：我们给男人当妈已经当够了。我们受够了‘母亲’这个词，你们出于自己的利益和自私将这个词神圣化。我也该朝你脸上啐一口，医生。你在女人身上只看到一个子宫加两个卵巢，从来看不到她们的大脑。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当父亲的成果，对你们来说就像一碗煮好的热汤端上来，一件熨好的衬衫放在床上。如果你结婚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给一个姓。如果你跑了，更是连这都不用做。女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痛苦和羞辱。她跟你做爱，你就叫她妓女。词典里可没有对应的形容男人的词，想造一个出来都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几千年来你们把话语、训条和压迫强加给我们。几千年来你们都在征用我们的身体，却从不曾给任何回报。几千年来你们把沉默强加于我们，把为人母的职责丢给我们。你们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母亲。你们要求每个女人都来给你们当妈——哪怕她是你的女儿。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显然我的同行承认男性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却不承认女性同样拥有。显然他认为男性是蜜蜂，可以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女人则是一个仅用于繁殖的生殖系统……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你们在每个女人身上寻找母亲。你们要求每个女人都来给你们当妈——哪怕她是你的女儿。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其实，我甚至不怕死，因为死至少意味着你曾被生下来，曾逃离过虚无。 我真正害怕的是虚无，是不曾存在，是连偶然、差错，或他人的疏忽都未能让一个人来到世间。许多女人都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世上？难道就是为了让她/他挨饿，受冻，遭受背叛与羞辱，死于战火或疾病吗？她们不愿相信，她/他也会得到饱足与温暖，一生享有忠诚和尊重，致力于消除疾病与战争。也许她们是对的。但虚无真的比受苦更值得选择吗？即便在那些因为挫败、幻灭和心碎而痛哭的间隙，我依然确信承受痛苦好过从未出生。如果将此延展至生命本身，延展至是否降生的两难抉择，我的每一根神经都会呼喊：出生远胜于从未出生。但我能将这番道理强加于你吗？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不相信家庭。家庭是一种神话，由那些主宰这个世界的人构建出来，以便更好地控制人，更有效地利用他们对规则和传说的服从。独自一人时我们更容易反抗；与他人共同生活时则更容易顺从。家庭不过是一个不允许你违抗的体制的代表，而所谓的神圣性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被迫冠以相同姓氏、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常常彼此厌恶与憎恨。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然而，正因如此，做女人才那么令人着迷。这是一场需要莫大勇气的冒险，一个永远不会乏味的挑战。生而为女人，你需要做的事情可就多了。首先，你必须努力去坚持：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它完全可能是一个白发老妇或者美丽的少女。接着，你必须想办法去澄清：在夏娃摘下苹果的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而是名为“不服从”的美德。最后，你必须竭力去证明，在你优美匀称的身体里，也有亟待被听见的智慧在呐喊。 成为母亲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是一项义务。它只是众多权利中的一种。而要让别人明白这一点，你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啊。你几乎做不到。很多时候，几乎是所有时候，你都会失败。但你不可以气馁。比胜利更美的是战斗，比抵达更有趣的是旅程：当你赢得胜利、抵达终点时，你只会感到莫大的空虚。而要超越这种空虚，你必须再次出发，为自己创造新的目标。
——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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