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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只听过“豆腐党”,是女人之间的耳鬓厮磨,有说不出的香软质感。用“搞屎忽”来形容男人与男人的事儿则流于核突,一旦改为龙头凤尾,感觉温柔得多。头脸依旧是阳刚的,衣底下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可告人的世界。
——马家辉《龙头凤尾》
有些尼姑庵就是妓寨,每庵设房立厅,各有房主厅主,领有削发艳尼,身披袈裟,眉目妖冶,房内厅内红帐绯枕,帐前枕前摆放了庄严佛像,嫖客非富则贵,皆谓在佛像门前翻云覆雨,别有刺激。尼姑妓寨有所谓“五大伽持”,分别是永胜庵的眉傅、药师庵的大虾和细虾、莲花庵的文傅、无着庵的容傅,檀越贵客穿越其间,有不少是政府大员,公然登堂入室,宋子良主理广东财政时,干脆把药师庵作为办公行政署和官邸,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开尼姑厅”见客会友,不知今夕何夕。也许终究是女人,明白对抗命运的唯一方法是认命,一旦认了,死路变生路,可以在所有折磨里找到出口。仿佛身体是唯一的亦是最后的财宝,对不喜欢的人是用买卖,对喜欢的人则可送赠。再独特的本领用上了三五七次,有了预期,自会千篇一律,并非不再爽快,而是会期待更多的、更强的爽快。欲念没法被满足,更不会被熄灭,欲念是一盆愈烧愈旺的柴火,用欲念浇淋欲念,是火上加油。贪念如欲念,初时是别人勾诱你,其后总是自己勾诱自己。赌博便是跟天赌,也跟自己赌。赌博的快乐不就如此吗?是自身与命运的一场对抗,明明有个叫作天命或运气的东西在外,却又有判断与胆量在内,赌钱是不服气,也是志气,测试自己的能力界限。赢了,是自己的成就;输了,是天意的命定。赌徒们的世界看似混乱,实质秩序井然,一切有根有据、有规有矩、有因有果;无论赢输,赌徒们都心安理得。赌馆里,骰宝、番摊、牌九、麻雀,随你挑选,把赌本借给你,生死有命,富贫由天,输赢是你的事情,输赢都要连息带利还给万义堂,你在左边,命在右边,陆北才便是站在中间的纳凉人。在赌场内,放债叫作“放马”,借钱叫作“拉马”,借钱去赌,赢了,被称为“神马”,当场连本带利清还一切。输了则叫“死马”,可以再借,借到绝,借到尽,借到卖田卖地卖妻卖女,卖到最后,要卖自己了,大可去做“替身”——万义堂兄弟犯了没法摆平的勾当,例如杀了不该杀的人,走私被捕,赌馆被禁,债...
——马家辉《龙头凤尾》
世上如果真有一道这样的魔术门,日夜朝晚,随时随地,说变身就变身,该有多好。一辈子只能做一种人,或只被容许做一种人,不管是好人坏人,或男人女人,恐怕都是可怕的损失,任你日子过得如何丰富多姿,总有一些被错过的快乐,永远捉摸不到,只能依靠想象,而愈是想象,遗憾愈见强烈。
——马家辉《龙头凤尾》
龙头凤尾是打牌九的其中一种发牌方式。打牌九,庄家把牌叠好,在掷骰子以前,先声明将用什么方法发牌,亦即用什么“牌头”,中掘、切耳、底出、单栋、金银桥、双鬼拍门......不同的牌头有不一样的发牌次序。龙头凤尾就是把桌上的卅二张牌搓乱后,砌叠出一个前高后低的形状、右边高耸代表龙头、左边低垂代表凤尾,再从左右两边分别取牌合拼成四张一叠,掷骰后便可一次发予各门,知道把牌发完,大家开始看牌比拼。其实当陆北才听见萧家俊说“龙头凤尾”,心底涌起一股热气,暗暗称赞贴切。他以前只听过“豆腐党”,是女人之间的耳鬓厮磨,有说不出的香软质感。用“搞屎忽”来形容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儿则流于核突,一旦改为龙头凤尾,感觉温柔得多。头脸依旧是阳刚的,衣底下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可告人的世界。一般不都说“龙凤配”“龙凤配”?是哪个混蛋规定龙和凤不可以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配起来?龙凤双全,不才是完美?陆北才也从地上站起,远眺海面上船来艇往,不禁凄然。有些事,有些人,同在世上却不互懂得。他们那类人,我们这类人,是互不靠近的船舶,却在同一个江湖。
——马家辉《龙头凤尾》
透过帘缝看见仙蒂和佩姬脸贴脸,嘴唇和舌头相叠相缠,仙蒂眯眼仰脸看着佩姬,用眼睛说着他听不见的话语,佩姬双目半闭,鼻翼微微颤抖,喘息着。陆北才呆住。两个女人。他早已知道两个女人之间可以有“磨豆腐”这码子事情,但他一直以为那求的只是身体的爽快,如今看见始知道,不,不是的,不止于此,她们是如此亲昵,仿佛天地间无人能够把她们分开,在狭窄的黄包车座里,在墨绿色的布帘背后,她们是根须相连的树,自成天地。陆北才心头不禁涌起酸楚,比刚才在毛妹的天台更甚,妒忌如潮袭来把他淹没至窒息,胸口一阵郁闷,忍了一下,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
——马家辉《龙头凤尾》
一辈子只能做一种人,或只被容许做一种人,不管是好人坏人,或男人女人,恐怕都是可怕的损失,任你日子过得如何丰富多姿,总有一些被错过的快乐,永远捉摸不到,只能依靠想象,而愈是想象,遗憾愈见强烈。
——马家辉《龙头凤尾》
在父亲面前争一口气,他相信将一个懂分寸的精明女人留在身边,是有用的。婚姻里面可以有爱情,却不需要全部都是爱情。何况,什么是爱情呢?他欣赏她,他需要她,她满足他,她帮助他,所谓爱也许就是由无数的碎片层层相加,像万花筒里的拼图,有不可理喻的逻辑,却又似乎言之成理,当你发现的时候,构图已经成形,抹不走了。
——马家辉《双天至尊》
其实这阵子阿凤也心里忐忑,对未来的日子隐隐有不祥的预感她觉得只是因为丽燕。二十二岁的丽燕在电影厂做化妆师,交了个跑龙套的男朋友,不太老实,常跟女人打情骂俏,丽燕跟他分手了又复合,阿凤劝她一刀两断算了,否则后头的日子肯定闹得酸风醋雨。丽燕道:“我原谅他了,他答应改。”阿凤叹一口气道:“离开他比原谅他容易。离开,可以一了百了,否则以后每想起一回便要强迫自己再原谅他一回,你做得到吗?”
——马家辉《双天至尊》
厨房狭小,两人几乎是身贴身站着,阿凤望向丽萍,忍不再啰唆提醒:“我以前听老人家说过,‘男人要负责任,女人要明事理',做得到的便是好人。我以前认为有道理,但后来觉得这只是温女人的笨。要女人负责任的事情还少吗?又难道男人不需要明事理?做人嘛,应该负责任的时候就要负,要明事理的时候就要明,还分什么男女?”顿一顿,她又说:“记住,以后你交男朋友,不仅要看他是不是对你好,更要看他对其他人好不好,尤其对亲人够不够好。一个只对你好的人,靠不住,因为他随时会对你跟对其他人一样坏。你要揾个心地好的人,就算到了关系恶劣的时候,他仍然愿意维护你,至少不愿意伤害你。当然你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人,做好人。” 丽萍嘟起嘴唇,像孩子般用两只手掌捂住耳朵,嗔道:“哎呀太复杂了。男人女人,好人坏人,做人好难啊!” 阿凤道:“谁说过做人容易?”仿佛也是在提醒自己。 丽萍忽然把手里的碗碟搁下,在围裙上拭一下手,然后拉住母亲的胳臂,把脸依偎在上面,撒娇道:“幸好我有个好人妈咪! 阿风笑道:“傻妹猪。好人会变坏,坏人也会变好。有几坏,有几好,自己最清楚。”她轻轻摩挲丽萍的脸庞,柔顺、饱满,阵阵青春气息传到手掌上。她忽然叹一口气,疼惜女儿们还有一段漫长的日子,唯愿她们能够维持善良的心,也能够遇上好的人,对的人,万一跌倒了,甚至做错了,仍然站得起身,拍走衣衫上的尘土,抹去脸上的污垢,继续前行,不至于绝望。她自己这几年生活积极,自从有了开店的主意,奋力赚钱存钱,累归累,但有把握抵达目的地,而家人在旁同行,路途上的每个脚步都让她感到温暖。偶尔午夜梦回,她忆起怀着天恩时的邪恶念头,未免不寒而栗得双手颤抖,幸好天恩的来临,以及子明和女儿们的出现,让她重新燃起生命盼望,像炉里的炭火再次熊熊地、猛烈地烧得旺盛,她自觉有能力既照顾好家人,也一步一步走向目标。她多么渴望人生像厨盆里的碗碟和筷子,所有...
——马家辉《双天至尊》
分析后古典政治思想时,找出所引用的创造故事是两个圣经版本中的哪一个,常常是相当有启发的。因为它十分典型地体现时拿撒勒耶稣的教导与保罗教导的差异:耶稣在讨论男人和妻子的关系时,提到《Genesis》27难道你没有读过,他在起初创造他们时就造了男和女吗?”(Matt9保罗在同样的场合却坚持女人是“从男人中”造出来的,从而是“为男人的”,寒管他接着叙稍稍强调了他们的依赖关系:“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没有男人就没有女人。(Cor11:8一12)。这个差异暗示出的不仅是对女人地位的不同态度。对耶稣来说,信仰紧紧关联着行动(参第五章第十节以下),对保罗来说,信仰首先关联着救赎。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奥古斯(De civitateDei xii。21),他不仅完全忽略了《Genesis》1:27,而且他在上帝一个个地造人,而命令所有动物“一下子出现好几个”中,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差异。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创造故事让他更得以强调与人的单数性存在不同的、动物生命的种群特征。P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非马克思所设想的自我异化。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追之下,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ー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 世界异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为特征,即“劳苦大众”的数量不断上升,剥夺使他们失去了家庭和...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子社会的某些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滞(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一一即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一一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2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中展示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是说,成为人;同样地,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才能进入到人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一个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他就会是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使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主观上说乃是“无限沟通的意愿”,在客观上则在于普遍的可理解性这一事实。人类的统及其团结,不可能建立在对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或一种政府形式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之上,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多”(manifold)总是指向着一种“一”(oneness),多样性隐藏同时又显示着这个“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物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不同程度的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故事发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个不同于德国其他地方的角落;时间是1945年1月,之后没几天苏军就摧毁了这座城市,占领了它的废墟,吞并了整块地区。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1961)。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也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月亢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有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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