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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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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话说，他曾告诉过我如果与太太分手，他唯一确定的是再不会结婚了，我还记得听完这话后心里曾一阵轻松，因为我不再有罪恶感了。这对我，甚至是个安慰。因为从那个时刻起，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总会有另一个人为他洗衣做饭，我可以享受爱的果实，却并不需要在厨房里艰苦努力。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合适的角色显然是做第三者。和巴里的关系逐渐稳固，逐渐持续，但我们一直都更像是相互喜欢而不至于相互迷恋的朋友，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到了现在，就算我知道有些小说写得很好、很有意思或很巧妙，我在认真阅读之前都会问自己：“我真的想读这本书吗？”答案是：“不想。”一部小说通常以如下几种方式吸引读者：或让你逃进一种战栗或新奇的感觉中，或呈现一个能解決的谜团，或提供白日梦的素材，或让你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或披露别人的生活，或以幻想的形式让你对生活有另一种认识。小说可以设计得让你笑，让你哭，让你开心得气喘吁吁，或者最好的情況是，它把你带入一个完全逼真的世界，让你体验所有感觉。……对战栗、谜团或幻想，我从来都无法特别热切地回应。但青少年时期我曾有一段时间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白日梦中，能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后来才转移到“完整的世界” 中。20世纪50 到60年代间，我转向了或多或少能反映我自己生活的小说，如果小说的核心人物和我不是一类人，我就不会读…………但慢慢地，这类小说对我的刺激逐渐减弱，我的感觉开始变得平淡，我开始厌倦它们想告诉我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已经太了解了。现在大部分小说依然聚焦我周围这些女人的爱情生活，这也就意味着我对大部分当代小说完全没兴趣。……不再对小说“感兴趣” 并不意味着我就认为写小说不需要出色或令人羨慕的才华，只不过年纪渐老让我变得越来越挑剔，如同一个食欲逐渐衰退的人，只会被特别罕见的美味佳肴诱惑。我的这种挑剔并没有延伸到非小说领城，因为非小说的吸引力更多取决于叙述题材，而非作家的想象力。我也不再需要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情爱关系，但我依然想要吞咽事实，想获得能让我的心智游荡、兴趣扩展的素材。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这对我，甚至是个安慰。因为从那个时刻起，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总会有另一个人为他洗衣做饭，我可以享受爱的果实，却并不需要在厨房里艰苦努力。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合适的角色显然是做第三者。和巴里的关系逐渐稳固，逐渐持续，但我们一直都更像是相互喜欢而不至于相互迷恋的朋友，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二“我对男人没有期待。 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一“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队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甚至在“成为母亲”这件事上，她的所有选择都令人惊讶地把“自我感受”放在了首要位置。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没有对小孩产生过多大热情，但说不清是出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在四十多岁时，她突然非常想成为一个母亲，随后便怀孕了。可意外出现，在怀孕四个月后，她流产了。不同寻常的是，阿西尔流产苏醒后的第一反应并非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之中，反而生出一种欣喜之情：“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在这之后，她也并未受此困扰，她依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但对于失去这个机会，她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介意。她坦承自己的自私与懒惰，并说这两项或许是她人生的憾事，但她并不为此感到自责，“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 阿西尔的人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样本，她既有艺术家一般开放自由、洒脱丰沛的心胸，又有冷静克制甚至出于务实而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智。在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在20世纪动荡的欧洲，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女性，是怎样在与世界的周旋中安全生存下来，并维护好自己的精神世界的。 在2009年多伦多国际作家节开幕式中，92岁的阿西尔与78岁的艾丽丝·门罗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都笑着认可道，年纪大了之后很少会在意外界的目光，更少会受尴尬困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 到七十一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七十多岁的人”确实是老了，刹那间，这个事实掷地有声地出现在面前，我看见时间正将晚景一步步推入视野。>> 有一段时间《时尚》杂志还推出过一个叫“埃克塞特太太”的形象，力劝年纪稍大的女人穿上有风格的衣服。>> 不在于我们想给别人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而是因为我们会看见镜中的自己。>> 或许，我看起来或感觉起来还没这么老，但性事已经从我生活中消退，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尽管未必总是快乐的，却一直处于我生命的中心位置。>> 这两人就是我浪漫主义阶段的最早受惠者，在这一阶段，爱情的形式是白日梦。我的激情对象常被我的幻想置于一些非常危险的境地，比如他家着火了，或者他被洪水冲走了，然后我去拯救他。>> 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插图]对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 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 我曾有过透心悲凉的无眠之夜，仅仅一夜，在那个痛苦的夜晚，我伤心的不仅是失去了近在身旁的老友（当然现在他依然陪在我身边），我还为失去的青春而痛惜：“她所拥有的一切——愿上帝让她腐朽——我已经不再拥有，永远也不会，永远。”>> 我六十多岁时，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性事因此又得以延长七年之久，而这期间巴里也走着自己的路，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兄妹，而不是情人。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 人不是按相同的速度变老的，因此最终大部分人都必须照顾别人，或被别人照顾，相对而言人们会更喜欢后者吧，但就算这是相对较好的选项，其实也远不是乐观的选项，我原来并不理解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吧。>> 我吃惊地发现，尽管年轻时经历了这么多浪漫爱情的风风雨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最合适的角色显然是做第三者。>> 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更深了，我们依然是活死人，只不过在那一个瞬间，我们变成了快乐的活死人而已。>> 我震惊的是自己竟然不介意为他做这些事情，没有畏惧，没有厌恶，似乎疏离地看着自己做事，好像在工作，不需要刻意努力，像个职业护士一样。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 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并没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激情地想要孩子，后来还流过产。>> 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恍惚，不记得这是术前还是术后，随后立刻因麻醉剂的作用而吐了起来，同时意识到肚子已没那么不舒服，也不再流血了。仿佛就从身体的那个部位，传来了一阵完美的欣喜之感，汹涌地将我笼罩：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 我不必为孩子做什么，只需要怀着兴趣和羡慕观察他，这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正因为我没有，也做不到承担和这些孩子们近距离相处的麻烦，我才能不受约束地去理解他们的爱和希望。>> 我阅读大量书籍，就是为了体验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的很多爱情经历也出于类似目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政治哲学学者刘擎在《奇葩说》的一期节目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取用关系，餐馆、服务、电商平台。人不是取用关系，哈贝马斯把这分成两种，一个叫系统，一个叫生活世界，友谊、感情、爱情、伦理生活……现在是系统殖民了生活世界，这个需要我们警惕。”这段话能解释，我在被当作工具时，为什么会感受到暴力和冷酷。在公司，尤其是大公司，同事之间大部分时候实质上就是取用关系。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浸润在工作场所里，久了，利益让我们变成面目相似的人。人人学会利用系统规则，把他人当作更好的工具使用。更会取用别人的人是老板用起来更顺手的工具，系统里更高级的工具会生存得更久。
——张小满《大厂小民》
《法定人数》杂志由来自激进社团英国性心理学研究学会、喀罗尼亚社团的成员创办，其中后者是由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旨在挑战那些在家庭、情感方面僵化严苛的道德理念。作为杂志唯一的女性作者，塞耶斯在这本只发行了一期的杂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增光添彩的存在，她曾在给编辑的信中强调自己喜欢异性的取向：“女性之间的友谊很少能被视作浪漫爱情性质……我避之如瘟疫。”除去这些传统的方面，塞耶斯也有她不遵循传统的坚持，她绝不会为任何将她视为“天使主妇”的男人安定下来，进入婚姻：住在梅克伦堡广场这间寄宿屋尽管有种种不便，她依然享受这里的生活，并不急着成为某个传统家庭的女主人。早在1917年的时候，于某次牛津大学的晚宴上，晚宴主人正在厨房制作咖啡，老朋友伦纳德·霍奇森牧师向她求婚—这场慌乱的求婚让塞耶斯大惊失色，她“不愿与这个男人有任何牵扯”。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要对我说教，我是绝对不会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霍奇森后来再次向她表明心意，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鲍尔一向对制度意义上的婚姻抱有怀疑的态度，和简·哈里森一样，担忧婚姻赋予女性的家庭枷锁无法包容女性在公共世界探索的野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宣布婚讯鲍尔变得“愤怒而痛苦”；每当写下祝福卡片，不情不愿地寄出带有刺绣图案的婴儿连衣裙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令她深恶痛绝的、大众对于妻子身份的假想：“完美妻子应当设法将自己打造成智能化的集合体，集奶牛、围巾、影子、镜子为一体。一块橡皮泥，一张地垫，一台吸尘器，代数上呈负数。”鲍尔曾半开玩笑地对好友马格丽说，如果马格丽也和几位同学一样，一结婚就“丢掉曾经的兴趣爱好，丧失昔日的个性把老朋友统统扔到脑后”，她就再也不会和她说话:“在各种抽象主张中，我最关注的当属妇女权益主张。在我看来，女性要想取得任何成就或成为某种了不起的人，必须在婚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即便再美好的爱情也只有一项用处:情感满足。”1936年，马格丽和丈夫多米尼克·斯普林·赖斯离异，一时之间流言纷纷鲍尔不以为意，她给马格丽写信表示关切，并敦促她继续进行政治工作，如有需要可以来梅克伦堡广场待一段时间。她在信中甚至颇有几分欢喜，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证明，长远来看，坚决反对婚姻是更为安全的一条道路。与本书中其他几位女性一样，鲍尔身边聚集着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从她们身上获得激励和友情，在她们面前可以简简单单地做自己。“我真正相信直接、平等、自由和富有同理心的友谊是世上最美好的事”，鲍尔在给马格丽的信中写道，信中描述了和好友玛丽·格拉迪斯·琼斯一起度过的漫长的一天，两人“从下午到晚上，谈论历史谈论自我”。正是因为有这些女性好友的存在，鲍尔从不认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生活只能从男性身上获取。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世界鲍尔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她一直以最大限度的努力维持女性与专业学者这两个身份之间微妙的平衡，婚姻无疑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平...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是公开提出以下观点的第一人：男人对待女性应该抱有与对待同伴同等的态度，任何因女性身份而加以优待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居高临下且毫无必要的。但这一观点同时给塞耶斯带来了某种难处：库诺斯对她欠缺绅士风度，可他的种种举止显然又不是因为尊重女性。如此一来，持有这一观点的塞耶斯却也很难将对库诺斯的失望宣之于口。阿尔丁顿曾经告诉H。D。，他是被她的思想而不是身体所吸引，他将她视作文友而不是恋人，这样的真相曾经让H。D痛苦万分。而塞耶斯的境遇比起H。D。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库诺斯既不愿与她展开浪漫的爱情，也丝毫不在乎她的写作事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在这里，斯巴达王后已经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这些致命的小小色块，是画家用画笔对海伦进行的无情鞭挞，它们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千百年来，海伦都被认为是这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她开始意味着，男人可以把爱情作为仇恨的借口。那些以她的名义杀人和被杀的英雄依然受到人们的尊崇，然而海伦却被认为是卑鄙和肮脏的化身。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一个非常切题又能增加阅读趣味的女人是普度赫帕(Puduhepa)，她是一名玩弄阴谋诡计和权力寻租的老手：一名赫梯王后，活跃于公元前1280—前1230年之间，正好是后世普遍公认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我们在土耳其南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一块风化的石刻那里面对面地见到了普度赫帕：在一座菲拉金浮雕(Firaktin relief)上。她穿着女祭司的袍子，正向赫梯万神殿中一位重要的神祇奠酒——太阳女神阿瑞纳的赫帕特(Hepat of Arinna)。作为这名女王唯一幸存的雕像，这块石刻表现得非常得体。普度赫帕一开始是一名女祭司，一名“伊什塔尔的女仆”(hand-maiden of Ishtar)。据说她拥有绝世的容貌，国王哈图西里三世称自己被迫依照梦中的指示娶她。多年以后他写道，女神伊什塔尔给了他们“夫妇之爱”。伊什塔尔负责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的事务，就像阿佛洛狄忒会到古希腊等地方去一样。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彼此相爱，并使他们的爱情得以实现：这都是你的命令，伊什塔尔。他去引诱一个女人，并完成了这项任务：这都是你的命令，伊什塔尔。——《胡里安人献给伊什塔尔的颂歌》(Hurrian Hymn to Ishtar)，约公元前14世纪极度虔诚的普度赫帕热情地重整了赫梯历法中的许多宗教节日。我们之所以知道她的影响力，是因为她留下了一条了不起的痕迹——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岩石和黏土上。与当时的许多女性配偶一样，普度赫帕和国王共用一枚印章。2004年10月，在绕着广阔的哈图沙遗址游览了一圈，又喝了一杯浓汤般的土耳其咖啡之后，我开始研究这件王室官僚机构的重要工具留下的少数几块泥封之一，这块泥封现存古色古香的波格兹卡雷博物馆(Museum of Bogazkale)，博物馆位于毗邻考古遗址的现代村庄内。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海伦体现了人类向往、渴求和掠夺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欲望。海伦既美妙又可怕，因为不论你占有了她多少次，你都无法满足；没有人能停止对她的欲望。忒修斯强奸了幼齿的海伦，但希腊的勇士依然在排队等待和她牵手。帕里斯一度赢得了她的芳心，但是依然有成千上万人准备为她赴死。墨涅拉俄斯猛攻特洛伊时，她已经转投另一个特洛伊王子的怀抱，但是这位斯巴达国王依然想让她回家。海伦的装束可能改变，但她的角色不会变。她就像一滴水银，无论被劈开多少次，最后总能聚合在一起，她一直都是美满性爱的象征。她是那种拥有奇妙的炼金术本领的受到祝福或受到诅咒的女子，她把人脑和人心的激情融合在一起，使得世人不管原本的意图多么好，都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她，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她整顿、管理我们的幻想。这就是海伦的名气长盛不衰的秘密，她胜过希腊历史上许多轰动性人物，包括其他被掳走的少女、有权势的王后、性感的女巫。这不仅是一个讲述美、性和死亡的故事，还是一个讲述永恒渴望的故事，它诞生于希腊大陆的第一个文明。文明是躁动不安、贪婪的，它永远都渴求更多，渴求那些自己没有的东西。渴望驱使我们进入未知的领域，我们心甘情愿地上路，却又厌恶自己踏上的征程。厄洛斯，厄里斯；爱情与冲突。因为我们知道必须寻找她，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寻找的结果，所以海伦使得她周围的人“瑟瑟发抖”。她经过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一片战栗之声。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柏里斯：在我看来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地竞然肯抛弃自已的丈夫，和一个异国来的陌生人私奔。阿佛洛狄忒：请你放宽心；我有两个漂亮的僮仆，性欲之神和爱情之神；我会让他们一路指引你。爱情将会完全进入这个女人的内心，使她爱上你，而性欲将整个进驻你的身体，让你变得性感迷人。我也会在场，我还将邀请美惠三女神和我同行；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说服她。海伦是为了激发人的欲望才来到世间的。为此，她被人类恨了3000年：因为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需求和失败。海伦体现了人类向往、渴求和掠夺自己没有的东西的欲望。海伦既美妙又可怕，因为不论你占有了她多少次，你都无法满足：没有人能停止对她的欲望。忒修斯强奸了幼齿的海伦，但希腊的勇士依然在排队等待和她牵手。帕里斯一度赢得了她的芳心，但是依然有成千上万人准备为她赴死。墨涅拉俄斯猛攻特洛伊时，她已经转投另一个特洛伊王子的怀抱，但是这位斯巴达国王依然想让她回家。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
老弗兰琪从前嘲笑恋爱，认为是个弥天大谎，她是不相信的。她从来不把任何爱情写进自己的戏里，去皇官戏院也从来不看爱情片。老弗兰琪总是看礼拜六早下午场电影，那时放的都是犯罪、战争或牛仔片。去年五月皇宫在礼拜六放了一部叫《茶花女》的老片子，是谁在戏院里制造混乱的？是老弗兰琪。她坐在第二排她的老座位上，跺着脚，两根手指伸进嘴打起唿哨来。坐在前三排的其他半数观众也开始打唿哨跺脚，爱情片越往下放，吵闹声越响。所以最后戏院经理捏着手电筒往下走到前排，把他们统统从座椅里揪起来，撵上走道，轰出门去，晾在街上：花了钱，一包气。 老弗兰琪从来不承认爱情这事。但弗·简茉莉坐在桌前，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一只光脚板不时在地板上按老习惯拍打着，对贝拉妮斯的话点头表示赞同。更有甚者，当她朝那碟融化了的黄油悄悄伸出手，去拿边上的切斯特菲尔德烟盒，贝拉妮斯并没打掉她的手，弗·简茉莉替自己摸了一根烟。她和贝拉妮斯是大餐桌边抽闲烟的两位成年人。而约翰·亨利·韦斯特则耸起肩，伸着一颗儿童大脑袋，望着听着这一切。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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