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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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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菜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一次建议,在同梵蒂冈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它在日常语言中叫作谎言。因为,假如一个“携带秘密的人”被派去会见一个“外人”,比如艾希曼就曾被派到特菜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去会见瑞士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收到命令的同时,也收到了他的“语言规则”,其中包括谎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伤寒肆虐,否则,先生们肯定也想去参观一下那里的。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没有频繁前往牛津市探望,但隔段时间就会写信给艾维,急切地询问孩子的饮食多少、是否哭闹,每个月除了看医生的费用,还会再寄三英镑。她曾告诉艾维,她希望孩子在“爱意中长大,而不是在过分富足的物质条件中长大”;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库诺斯,还告诉艾维,“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想在音乐、艺术方面发展,我真的厌倦了作家和这类人”。在塞耶斯这段时间写给艾维的信件中,乐观、务实的态度一如往昔。但在伪装面具之下,必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碎的痛苦与挣扎。她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在这一点上,想必过去精心构思侦探情节的经验一定对她助益良多。可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毕竟不能永远代替母子之间的感情。她曾幻想过与库诺斯的将来,幻想两人有第一个孩子后的生活,可现实与幻想相去甚远。可是,她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希望在这里独立生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智识上的自由。她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如果私生子的单身母亲这一身份曝光,父母或许会因为失望与羞愧而与她断绝关系,国家不会为她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自食其力也会遭遇额外的阻碍,这样一来,刚刚展露一线希望的梦想生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耶斯这时的境遇与当年离开梅克伦堡广场的H. D. 可谓惊人地相似,可她并没有一位布莱尔在身边,为她提供情绪和经济支持。她不是因为比常人更勇敢才没有选择传统核心家庭这条更为保险的路,而只是因为一旦选择这条路,她只会更加地忧虑、自责。她没有忘记写作这一初心。可是她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既能让她全心全意地写作、又能兼顾母亲这一身份所隐含的自我牺牲的期望。在当下,顾家、追寻事业这两者对于塞耶斯而言不可兼得。塞耶斯拥有选择的自由,做出了她的选择。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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