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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业"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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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行动至少部分地驱除了不可预见性，具有双重性质：不可预见性一方面在于“人心灵的黑暗”，即人基本上是不可靠的，谁也无法保证今天的人明天会怎样；同时另一方面在于，在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每个人有同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内，不可能预见一个行动的后果。人既不能依靠自己也不能完全信赖自己(这是一回事)，这就是他要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而不可能始终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预见结果和依靠未来，则是人们为复数性和真实性(每个人的真实性是由所有他人的存在保证了的)所付出的代价，为和他人一起生活在世界上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承诺力量的功能就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黑暗，这样它给出了从统治自我发展出的统治他人的控制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它恰好对应着在非自主情形下给定的自由。与那些建立在统治和主权概念上的政治体不同，所有以契约和协定为基础的政治体，内在的危险和优点就在于，它们以契约和协定为中介，在茫茫大海上抛下了一些可预见的岛屿，建立起一些可靠的路标，但同时仍然把人类事务的不可预见性和人的不可靠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承诺一旦失去了它在不确定的海洋上作为确定性孤岛的性质，也就是说，当这种能力被误用来覆盖未来的整个空间，被用来描绘所有方向上的道路时，它就丧失了它的约束性力量，它的整个事业也就自我断送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和“协同行动”(act in concert)时就产生，一旦人们分散就消失的权力。这种使他们保持在一起的力量，是相互承诺或相互定约的力量，既有别于他们聚集在内的显现空间，也有别于使公共空间得以存在的权力。如果一个孤立的单个实体——不管是单个的个人实体还是单个的民族集体——宣称拥有主权，这个主权就是虚假的，而在许多人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限的实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未来的不可计算性，而它的有限性则是制定和遵守承诺的能力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柏拉图所注意到的，关键是要确保开创者始终完全控制他所开始的事业，无需他人的帮助就能把这个事业进行到底。在行动领域内，这种脱离众人的统治身份的获得，就在于一方面怀有各自动机和目的的其他人不再自愿加入这个事业，只是被迫执行命令，另一方面，发起行动的初创者不再让自己卷入行动本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离开家庭(最初是为了从事某个冒险和光荣的事业，后来纯粹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城邦事务)需要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才首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和存亡。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首先预备着拿他的生命去冒险，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最优越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从而超越那种由于生存紧迫性而强加给一切人——奴隶、野蛮人、希腊人不例外——的那种纯粹麇集状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假定人们之间只有相互行为而不行动的顺从主义，同样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与社会同时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了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而直到现代以前它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人们可以像在其他方面采取行动一样，对他们的经济活动采取行动。“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示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数量和长时段中总结出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与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成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纵然盟军侵犯了《海牙国际公约》，可是在法律层面并未对之展开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实际不过是胜利者的法庭。而且，用更早前奥托·基希海默尔的话说，“纽伦堡审判书墨迹未干”，这个在赢得战争后启动共同事业的国际联合体就已四分五裂。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威本就不令人信服，这样一来更是大打折扣。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盟军犯有战争罪行，但是这些罪行未被提及或起诉。对此，那个最明显的原因既不能构成唯一的，大概也无法构成最有力的理由。此外可以公平地说，纽伦堡法庭在对德国战犯进行宣判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涉及“你亦如此”的指控。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人人都已知道，随着侵略武器技术的发展，接受“犯罪性”作战已在所难免。《海牙国际公约》对战争罪的定义是基于对士兵和平民、军队和后方家园、军事目标和不设防城市的区分，而今，恰恰是这些区别不再有效。于是，在新形势下，仿佛只有能够证明不含任何军事必要性，且故意以非人道为目的的行为，才被宣布为战争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怪哉！布伯这样一个人，声名卓著，满腹经纶，竟然看不出这些四散传播的负疚感是多么虚伪！假如你什么错事都没做过，很乐于拥有负疚感，这是多么高贵啊啊！然而，要承认罪责并且悔过却非常艰难，而且必然十分压抑。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是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他在日常语言中叫做谎言。……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对真实发生的事情记得十分不牢靠，但对自己事业生涯的转折点记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句曾在某时某刻带给他满足的话，他都没忘记。）于是，无论何时，在交叉询问期间，每当法官试图唤起他的良心，总是遭遇“满足”；当听到被告用各种各样自我满足的辞令来开形容他的人生以及他的每项事业时，法官们既出离愤怒，又焦虑不生安。在他看来，“我要笑着跳进坟墓”与“我甘愿把自己当众绞死，好给这个地球上所有反犹主义者提供一则反面教材”之间，并不存在矛眉，两句话都可以产生相同的让他满足的效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面对被一个犹太警官审讯八个月的现实，艾希曼滔滔不绝反复其辞，没有半点犹疑地详细解释说，他为何没能在党卫军中谋取高位，而且罪不在他。……正是“党卫军”、“事业”或者“希姆莱”这些词，在他体内引发一种完全无可替代的机制。作为一个徳裔犹太人，莱斯上尉根本不相信党卫军成员的升迁发迹是基于高尚的道德素养。可是，即便莱斯上尉在场，也没有一刻能令这种机制运转失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尽管震惊不断，汉娜·阿伦特还是足够勇敢执着，对外界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假如你看到她观察人类困境的极端形式恰恰秉承了“孤独”这个概念，而这个孤独不是说形单影只，而是说被人拒绝对话，那么你可以判断出，就像这场极其偏激的出版攻势被即刻贴上的标签一样，尽管艾希曼之争，尽管那本有争议的书在许多方面是对之前思考的必然推进，并且使之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基本观点更加具体，尽管它是她事业上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但它也是她生命中一道深深的伤痕。即便是在联邦德国，拒绝姿态也占据主流；而就算听到赞成的声音，也大多是带着错误的出发点。许多出现在艾希曼一书中的洞见和挑战，对于广大公众来说还为时过早，令他们措手不及。在她对“最终解决”政策的阐释引起足够重视和讨论之前，受极权主义理论影响而对纳粹体制产生的呆板僵化印象（汉娜·阿伦特不假思索地纵容这个印象，尽管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不同于当时的僵化体制阐释理论的），必然会失去其在科学层面的前沿地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的科研成果和教育背景不足以令他明白，但至少可以让他模糊地认识到，把他们变成罪犯的并非命令，而是法律。命令不同于元首的话，后者的竞争力不受时空制约，而前者最为显着的特征就是存在制约。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元首一下达最终解决令，接着就是洪水般的规定和命令，而且制定者全部为专业律师和法律顾问，没有一个行政官员。这个命令不同于一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一项法律。无需赘言，所有这些法律层面上的繁文缛节绝不仅仅体现了德国人谨小慎微和全面彻底的性格，更为这个事业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件最漂亮的外衣。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从纳粹夺权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反对希特勒：设有人知道他们究竞有多少人一也许有十万人，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因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他们可能随处可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教养很高的人士；他们存在于所有党派中，可能甚至有纳粹官员。在他们当中，诸如前面所说的莱克一马勒茨文或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这般为公众所知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很虔诚，像我认识的一个手工艺人，任由自己的个性被摧毁，变成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履行几道“简单的手续”而加入纳粹党。少数人依然看重誓言，他们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以希特勒之名起誓。更大的群体来自工人阶层，尤其在柏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的犹太旧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在交询问中没有告诉主审法官的是，他曾是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早在真空石油公司想要解雇他之前，他就已经瞧不上这个公司了。这阵风把他从碌碌无为、无关宏旨的枯燥生活，吹进了历史；按照他的理解，这一历史也就是一场直持续不断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像他一样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甚至最后在自己眼中都已经一败涂地的人，可以东山再起，依然能够创造出一番事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虛无的。因此他向莱斯描述因晕血而不能做医生的论述，不像是谎言。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究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间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一一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菜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次建议，在同梵蒂网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素；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今，这个罪责意识的问题无疑成了艾希曼案抛出的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现代法律体系都将主观故意视作犯罪的必要条件。将主观因素纳入考虑，文明法学（civilized jurisprudence）最引以为豪的事莫过于此。无论在何处、出于何种原因，哪怕是因悖德症（moral insanity）而无法辨别善恶是非，只要没有主观故意，我们就不认为是犯罪。有人提出：“自然遭遇暴行，大地遂发出复仇的怒吼；恶侵犯了天然的和谐，唯有惩戒可使之修复；一个集体蒙受了不公，便有义务惩罚罪人，以捍卫道德秩序。”（约萨尔·罗加特语）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陈腐过时甚至野蛮粗暴的论点，我们拒绝接受。然而不容否认，正是基于这些已经久被遗忘的论点，艾希曼才被带上了法庭；而且事实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作出死刑判决。既然他曾经卷入到一项公开以把某个特定“种族”清除出地球表面为目的的事业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么他本人也必须被清除出地球表面。“正义不但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光明正大地伸张”，若此话当真，那么只有法官们敢于直面被告作出类似如下表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才算是光明正大地伸张了正义——“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作为审判国之一的苏联，理应受到“你亦如此”（tu-quoque）这条论点的指责：难道苏联不是在1939年入侵芬兰、瓜分波兰，却逍遥法外吗？另一方面，“战争罪”尽管跟“反和平罪”同样无先例可循，却包含在国际法当中。《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将其定义为“破坏战争法规与惯例”，主要是指虐待战俘和以战争手段对待平民。这里不需要一部具有追溯力的新法，因为纽伦堡审判的最大困难又回到了那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你亦如此”论点的适用问题：苏联从未加入《海牙国际公约》（顺便提一下，意大利也没加入），被怀疑在虐待战俘问题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根据最近的调查，在卡廷森林（位于苏联境内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了一万五千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苏联在这件事上似乎难脱干系。对不设防城市的地毯式轰炸，首先是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按照《海牙国际公约》显然已经构成战争罪。尽管是德国轰炸伦敦、考文垂、鹿特丹在先，引发敌方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但是在使用全新的、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武器方面，二者却不可同日而语。要证明这种武器的存在，本可以有许多别的方式。纵然盟军侵犯了《海牙国际公约》，可是在法律层面并未对之展开讨论，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国际军事法庭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实际不过是胜利者的法庭。而且，用更早前奥托·基希海默尔的话说，“纽伦堡审判书墨迹未干”，这个在赢得战争后启动共同事业的国际联合体就已四分五裂。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威本就不令人信服，这样一来更是大打折扣。按照《海牙国际公约》，盟军犯有战争罪行，但是这些罪行未被提及或起诉。对此，那个最明显的原因既不能构成唯一的，大概也无法构成最有力的理由。此外可以公平地说，纽伦堡法庭在对德国战犯进行宣判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涉及“你亦如此”的指控。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人人都已知道，随着侵略武器技术的发展，接受“犯罪性”作战已在所难免。《海牙国际公约》对战争罪...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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