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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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从纳粹夺权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反对希特勒:设有人知道他们究竞有多少人一也许有十万人,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因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他们可能随处可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教养很高的人士;他们存在于所有党派中,可能甚至有纳粹官员。在他们当中,诸如前面所说的莱克一马勒茨文或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这般为公众所知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很虔诚,像我认识的一个手工艺人,任由自己的个性被摧毁,变成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履行几道“简单的手续”而加入纳粹党。少数人依然看重誓言,他们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以希特勒之名起誓。更大的群体来自工人阶层,尤其在柏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的犹太旧识。

句子的出处/作者
——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所以,我把注意力首先转向了直观全局的技术,这一点是中国的特色,也就是《易经》。①不像受过希腊训练的西方式的思维,中国式的思维不会纯粹以抓住细节为目标,而是视细节为整体的一部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理智,这类的认知操作是不可能的。所以,判断必须更多地依赖意识的非理性功能,那就是感觉(sens du reel)和直觉(借助于潜意识内容的知觉)。《易经》,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实证基础,是掌控全局从而针对全宇宙布置细节的已知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阴阳的相互作用。显然,掌控全局同样也是科学的目标。但由于只要有可能,科学都以试验和在所有情况下以统计的方式推进,因此这个目标很难实现。科学在于提出一个确切的问题,要尽可能地排除干扰和无关紧要的任何东西。科学要设定条件,向大自然施加这些条件,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大自然给出人们所设计的问题的答案。科学要避免从所有可能性中给出答案,因为这些可能性就实用性而言是有限的。为此,实验室模拟创造了一种情境,被人为地限定在问题之内,这种情境会迫使大自然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大自然无限制的整体性的运作被彻底排除。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运作都是什幺,我们就需要一个探究的方法,施加最少的可能的条件,或者,如有可能,根本不施加条件,然后让大自然从自已的完美中给出答案。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共时性》
所有那些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之所以充满干劲,无非是因为他们脑筋迟钝和智力有限。这情况应当怎样解释呢?应当这样解释:他们由于自己智力有限,于是就把最近的、次要的原因当成了始初的原因,于是也就比别人更快和更容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无可争辩的基石,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主要的。要知道,为了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不留一丝一毫的疑虑。比如,我是怎样使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呢?我关注的始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它的基石又究竟何在呢?我是从哪里找到它们的呢? 我练习思维,因此,我的任何一个始初原因就会立刻连带地拽出另一个起始更早的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穷。任何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就是这样。可见,这又是一种自然规律。那最后结果又怎样呢?完全一样。请诸位想想:方才我讲到报复。(你们大概没有领会)。我说,一个人之所以要报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也就是说,他找到了起始的原因,找到了基石,具体说:就是这样做的正义性。可见,他各方面都十分心安理得,因此他报复起来也就十分从容,十分成功,因为他坚信他正在做一件光明磊落而又十分正义的事。可我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正义性,也找不到这里有任何高尚的品德,因此,如果要报复,那就只能出于一种愤恨。当然,愤恨足以战胜一切,足以战胜我的所有疑虑,可见,正因为愤恨并不是原因,所以它能够顺顺当当地完全取代那个始初的原因。但是,如果我连愤恨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要知道,方才我就是从这点开始谈起)我心中的愤恨,又由于意识的这些可恶的规律遭到了化学分解。睁开眼睛一看——对象挥发掉了,理由蒸发了,找不到有罪的人,侮辱也就变成了不是侮辱,变成了命该如此,这在某方面颇像牙疼,谁也没有错,因此剩下的只有同样的出路——狠狠地捶墙。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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