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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t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诚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 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我说“bitch”(母狗;贱人,婊子)时,你会想到什么?让我猜猜,是跟你高中同校的那个女生吗?她鼻子小小的,用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同款香水,还从来不邀请你去她家开派对。不是吗?那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你以前的老板、室友,或者某个著名的女反派,比如库伊拉·德·维尔,那个杀狗的邪恶混蛋。也许你也会立刻想到凯莉安妮·康韦·的脸,仿佛一个突然从地狱蹦出来的小丑。又或者,它的字面意思会让你想到一只母狗。但不管是什么物种,总能有多种办法让一个雌性生物变成“bitch”。可是如果我告诉你,800年以前“bitch”这个词与女人和狗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我告诉你,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最初实际上只是“genitalia”(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的另一个代称呢?在经过漫长而多变的演化之后,它才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然后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了现在的意思: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如果我告诉你,在英语中,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你又会作何感想?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个词的表层之下,都有一段丰富、迷人,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历史,比任何迪士尼电影或CNN辩论都要戏剧化得多。如果我告诉你,语言正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惊人的、肮脏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又会作何感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在语言、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t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一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很遗憾,戈登一史密斯是对的。仅凭告诉一个街头流氓,或其他任何实施言语性骚扰的人他的话很伤人,根本不足以让他改邪归正。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问题: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什么、支配什么。 街头骚扰,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个男人用他永远不会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触摸陌生女人——比如在拥挤的酒吧里,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时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这些恶劣行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人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 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人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目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I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肏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过,这些女性确实做对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她们成功揭露了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在正式的语言指南的编制中仍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词典编纂、创制语法等工作一向只允许男性从事。比如说,你知道“lesbian”这个词直到1976年才被收入《牛津英语大词典》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家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的以下宝句被列为了该词的例句:“I shall never write real poetry. Women never do,unless they're invalids,or Lesbians,or something.”(我永远写不来真正的诗。女人永远写不出诗,除非她们身体残缺,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诸如此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废话,女人是最棒的)p210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150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hormonal”(荷尔蒙过剩)人“crazy”(疯狂入“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151上了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金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可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但将女性比作甜点是我个人最喜欢分析的模式。凯特琳·海因斯(Caitlin Hines)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明英语使用者把别人比作食物时的潜规则。1999年她进行了一项分析,发现女人被系统性地类比为甜的、水果味的食物,比如果馅儿饼和纸杯蛋糕,而男人类同的食物更具“男子气概”,如“beefcake”(肌肉猛男)这个词。更明显让人不适的是,像海因斯描述的那样,与女性相关的甜点总是“外硬里软,中间多汁,要么可以切成不止一块——‘cherry pie'(樱桃派;处女的阴道)、‘pound cake'(磅蛋糕;丰美翘臀),要么可被想象为一份易拿取的或外有包裹的甜点一‘crumpet'(烤面饼;性感美女)、‘cupcake’、‘tart’”。你从来不会听到女人被称作冰激凌甜筒或者巧克力慕斯,因为人们认可并熟知“piece of ass”(臀部;性感的女人)的隐喻并一以贯之:女人嘛,是像单人份小糕点一样甜甜的东西,很容易到手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而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的本质是把女性贬抑到与它们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为性而受到谴责。把人类比为动物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女性独有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性别的人都用野兽和家畜来形容人的习惯和外貌。女性当然也会拿别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动物做比较,她们之间相互调侃“bitches”和“cows”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i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 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费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 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事实上,科茨发现男性会话中最显着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科茨解释说:“因为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每次一个人说’的轮换模式,所以多人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轮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男人有时候就认为女人之间即兴演奏会式的多人会话是侵略性的,非常粗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次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 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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