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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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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itfilled，two-faced 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 villainous 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一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特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士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读到这些词的词义转贬过程不免让人有点心灰意冷，但通过观察研究其中的语义演变模式，可以看到在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性别标准的重要问题。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028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英语中，我们不断想出新的名称来描述性别光谱中的不同部分。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文化时刻：齐曼所说的“自我定义”正驱动并影响着我们看待性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方式。多亏了互联网、个人品牌和其他关于个人主义的现代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谁，而且可以在一生中不断调整这些定义。我们毕竟不是环节动物，也不是类人猿；我们是有着复杂思想和经历、不断演化着的人类。我们身份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不能用死板僵化的术语来定义，包括社会性别。不论你的身体、言行习惯、穿衣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人，那么你就是自我认同为“女人”的人。“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偏见，即女人把自己看作女人，因为她们小时候都喜欢玩洋娃娃；男人把自己看作男人，因为他们都喜欢体育运动。”齐曼说。这些外在特质不再是能定义我们性别的要素。“与此相反，”他说、“你的性别认同只与非常个人化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是谁'的直觉感受紧密想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将女人的性别贴在她们的成就之前，对此最严历的批评可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拉科夫常常被认为是性别和语言研究的莫基人，她在1975年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语言与女性地位》，这本书引发了关于语言在创造性别刻板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辩论。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拉科夫还说：“每次我们说‘女总统'，都是在强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三军统帅、成为美国的等征一毕竟美国的绰号是山姆大叔，而不是萨曼莎阿姨这一观点。而这会导致人们更难想象总统是一位女性的情形，也因此更不会投票支持女性竞选总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已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k如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侮辱性指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国女性仍然认为她们应该在婚后改随夫姓，而这意味着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她们的父亲转移到了她们的丈夫手中——她们或许没能意识到其中深意，或许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把一个女人等同于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水果糕点，这其实显示出说话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同一语境下，只明确指出女人的性别而不指出男人的性别，那就是性别歧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 1.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 2.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 3.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我敢打赌，这些“定义”是那些受到女性的新能力一她们竟然找到了描述听男人说教时的感受的方法一强烈冲击，以及更喜欢诋毁女性，而不是倾听她们声音的男人们写的。在我看来，他们创建的词条完美证明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虽然“城市词典”对“mansplain”的释义是错误的，但几个月后，我在线上《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找到了这个词，它的词条令人宽慰地写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这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词的原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以及任何人，当他们希望显得更有权威时，通常都会降低自己的音高，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下意识的。相比之下，高音是体形小（比如吉娃娃）、不成熟（像孩子的声音）和过度情绪化（出于欢乐、兴奋、恐惧的尖叫）的关键标志。就像卡梅伦所说：“说一个女人的声音‘刺耳’也是在暗示‘她无法控制自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 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2017年，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对街头骚扰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推移，生殖器词汇所反映出的主题都那么一致，那么令人不安。正如格林在他的研究发表后不久告诉记者的那样：“阴茎通常被形容为某种武器，阴道被形容为某种狭窄的通道，性行为被描述为某种‘男人打女人’的方式。”这些恼人的比喻能存在如此之久绝非偶然。专门研究英语“下流话”的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文化中对性的主流态度一即“性行为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结束的标志是男人完成射精”，“男人是好色的追求者，而女人是温顺的、无性欲的性对象”一只需看看我们想出的用来描述性的词语就行了。我们用来谈论性的那些令人不适的下流话，往往能清晰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性行为的种种问题。语言学家拉尔·齐曼正是研究下流话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花了数年时间分析不同性别的人如何使用生殖器相关词语来识别自己的身体和性经历。“总的来说，很明显，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我们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他告诉我，“人们在异性恋正典的性别指称方面做出的探索的确表明，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文化价值观中最糟糕的部分。就像阴茎永远是插入性、侵人性的武器一样，性永远是暴力的；女人和阴道永远是被动的、缺席的，只是一个放置阴茎的容器。”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视角所影响的范围远不仅限于生殖器词汇而已，用来描述性的最常见的动词中就到处可见其影响：“bone”（骨头；硬了）、“drill'"（钻头；插人）、“screw”（拧螺丝；肏）。在这类词汇的世界里，勃起的人既是戴光环的主角，也是叙述者。如果有人从阴道的视角来描述性一比如说，“We enveloped allnight'”（我们整晚都包裹在一起），或者“I sheathed the livingdaylights out of him”（我把他的精气吸收一空），或者“Weclitsmashed”（我们把阴蒂撞开花了）一这将成为对主流性爱谈话的一种独特反叛，然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莱格曼注意到，这些词大多数都是男性导向的。如他所写，女同性恋者导向的俚语“肉眼可见”地匮乏。莱格曼推测，俚语的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女同性恋者根本不存在。按照他的标准，对女人感兴趣只是轻浮富家女的爱好，因为她们要么百无聊赖想找点乐子，是在假装，要么是被生活中的男人严重压抑。莱格曼写道：“在美国——或许也在其他地方——女同性恋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为的。它是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一种罪恶，是进入剧院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胆怯的女人和半处女的安全性资源，是遭受父亲虐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女儿们的色情释放口，是那些在性方面笨拙、野蛮或无能的男人的妻子和前妻们在绝望中的退路。”他认为，以上这些原因都导致良好的女同性恋词汇系统无法形成。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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