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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被一个潜意识的相同欲望所驱使一一要使自已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也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含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谓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自己对另一种文化的适应,而且尽可能适应一种兼容并蓄的普世文化,从而使自己摆脱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犹太人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像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这种永远自相矛盾的无所适从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这样一种用棍棒殴打和彻底灭绝的制度,纵然是党魁们,他们身上也还保持着——虽然已经变得稀薄的——人性的理想。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当然,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都属于一个整体——要是他们在和平时期有这种感受就好了。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刻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并且觉得每个人都收到召唤,要把渺小的“自我”荣华道那火热的集体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作家本应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捍卫者。强烈的感情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地得清楚,因此强烈的感情需要认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煽风点火的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这种对危险人物的特殊爱好或者说好奇伴随了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该慎重选择朋友的年岁,我的朋友还常常责备我不该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赖、真能使人丧失名誉的人交往。或许,正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正派规矩的社会阶层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怀有“自持”情结,使我觉得那些危险人物蛮诱人的——因为他们从不吝惜和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和名誉。他们是豪侠,他们是只知为了生存而毫无人生目标的偏执狂人。也许人们会在我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觉察到我对他们这种豪迈本性的偏爱。当然其中还有他们那种异国他乡人的神秘色彩。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用一种异国世界的礼物回报我的强烈好奇心。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再现一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不会表现在公众事件之中,而是最早表现在个人生活的细小插曲之中。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这样一种“社会道德”一方面对年轻的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向他们使眼色,怂恿他们“变得滑头一些”——正如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怀着善意的戏谑所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对妇女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作什么也看不见。甚至社会习俗也仅仅是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和可以有性欲冲动。但是,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同样可能被性欲征服、造物主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样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欲的要求之前——毫无疑问,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许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体上的要求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这种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淑女”虽然香气扑鼻、戴着各种首饰、满身是精细的花边、褶裥、流苏,但仍然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这副打扮的女人,犹如穿上铠甲的骑士,再也不可能生气勃勃、轻盈而自由地行动;有了这样一副穿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以及全身装模作样产生的效果,都显得矫揉造作、极不自然。……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这种旨在达到欺骗和适应普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对头发、胸脯以及身体的其他各部位进行人为的矫饰有什么不对。一个女人愈想成为一个“淑女”,就愈不应该让别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态。其实,带着这种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无非是为那个时代的总的道德倾向效劳,因为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P33甚至可以坦白地说,当我看到20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时,我还真有点妒忌呢。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的惑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一一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未踏进那幢可增的学校大楼以前,我们就得全身紧缩,免得撞上那无形的枷锁。P38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一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蒸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做靠不住的表现。P95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丰富,而且在更有意识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的中学、大学走出来时,总是昂着头,带着愉快的面容,兴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们能相处在一起,在学习中结成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友谊,而没有虚假的羞涩腼腆。他们一起运动、一起游戏、一起滑雪,像古希腊罗马时代似的在游沙池里自由自在地比赛,男女两人乗着小轿车穿过田野,他们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各种各样健康而又无优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和外界的压力。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总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和接受爱情,总得找个隐蔽的角落。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有多么巨大!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么多的自由,并且在这种新自由中身心都变得非常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妇女们举止风度可以自由随便以来,她们漂亮多了,走起路来挺胸直腰,眼睛显得更加有神,谈话也不再那样装腔作势。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在一个所谓“上流”社会里简直不可思议。不过,纵然在社会下层,一个最贫穷的维也纳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维也纳的自然景色和维也纳人的人生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理念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理念的视野内生活。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豪普特曼和德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士兵要有牺牲的热情;犹如倾盆大雨的诗歌把战争咏唱为胜利,把死亡咏唱为必要。德语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他们说,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与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相比较,可谓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智慧。他们现在要通过德意志语言来为自己的地德意志人民效劳,让德意志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地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必将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本应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捍卫者。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而在我们今天把“太平”一词早已作为一种幻想而从自己的词汇中抹掉的人看来,那是十分可笑的。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学会了对任何集体兽行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异;由于我们等待着在未来日子里还会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们对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怀疑态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正确,他看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的力量所冲破的薄薄的一层。我们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渐渐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太平能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弃了我们父辈们的以为人性会迅速和不断提高的信念。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望所驱使——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 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含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谓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的适应,并且尽可能是对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世界的适应,从而使自己摆脱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犹太人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像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这种永远自相矛盾的无所适从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因为我多少年来再也没有想起过维也纳的那第一套小房间。难道那种恍惚的感觉是我的生活在相隔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又退回到过去的象征?难道是我已成为我自己过去影子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上那间斗室时,我还处于人生的开端。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来,在我的祖国,还没有人知道我的著作、我的名字。现如今,我的著作又从自己的母语环境中重新消失了,在徳国没有人知道我所写的一切一一情形是惊人的相似。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一伦敦的生活了,因为在伦敦的每一个街角都贴着海报和标语,上面所写的那些刺眼的话像追人的疯狗似的令人战栗;,还因为我无意之中从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个人的皱着眉头的额角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大家想的是同一件事:战争会不会爆发,在这场决定性的賭博中是赢还是输。我的全部生活一一我的最后几年岁月、我的那些尚未完成的书以及我一直视为自己的使命和人生意义的一切,都一起成了场决定性赌博中的赌注。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和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却依旧不愿意去弄明白向题的实质一一一部分人是违心地这么做。他们不顾一切事实,始终抱着幻想:一个人总会恪守自己的承诺,协定总会被遵守。英国人始终抱着幻想:他们能够同希特勒进行谈判,只要英国人自己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勒对话。几百年来,英国领导人发誓要通过民主传统维护公正,因而他们不可能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一种蓄意欺世和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一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围之内会践踏 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那个新德国觉得那些准则碍事的话。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与张伯伦在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英国国会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控制一一这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国会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幢庄严的国会大厦里还从未有过像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性的角度看,那是出精彩的表演,显示出对和平还可能有救的真诚热情,显示出英国人克服了自己平时一贯表现的矜持。但从政治的角度看,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发出的热烈欢呼暴露出这个国家对战争是多么深恶痛绝,暴露出这个国家为了争取和平将会不借牺牲一切、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尊严,所以国会的欢呼场面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张伯伦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一一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一都以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投降。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由于我自己的犹太种族和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我已被打上“反德意志”的烙印并早已被驱逐出德国,而这会儿我却在另个国家一一英国,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硬把我划为一个我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德国之内,难道一个人还能想得出一种更加荒谬的处境吗?整个人生的意义用这样的大笔一挥便成了荒诞。然而我还一直用德语写作、用德语思考问题,不过,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属于为世界的自由而战的国家。我和其他一切的联系一一和所有过去的一切以及曾经有过的一切的联系都被扯断和破坏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因为实现欧洲和平统一的愿望已成泡影。我四十年来把自己的信念所赋予的一切力量都奉献给了这个在我内心深处视为使命的愿望。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此时此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爆发了。我毕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觉得此时此刻比其他任何时候更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但由于我受到严重的排挤,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奈和孤独。我搏动的心感觉到了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而此时此刻开始的战争还隐藏着它的可怕景象呢,而我知道: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一一我们为之奉献一生的家园遭到的破坏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儿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在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眼下这场战争后面的另一场战争的影子。战争的阴影将会笼罩我们整个时代,它不会再从我的身边消失;战争的阴影将素绕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阴影大概也 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但是,任何阴影毕竟都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呢。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不过,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他们都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有负于德意志语言,因而也有负于德意志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德意志語言来为自己的德意志人民效劳,让德意志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边,德国必胜,敌人必将惨败。而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本应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持者和保卫者。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在普通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 有一些年轻人还真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这次一生中美妙和令人兴奋 的好事呢。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去报名参军,在开往不归之路的列车上欢呼歌唱。【完全处于一种 为更好世界与和平而战的妄想】整个奥地利帝国的血管里,热血沸腾,头脑发昏。*但是1939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欺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这段时间在一生中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桂冠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和营地一待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自己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已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1939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1939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有甚者,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获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与持久性。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勢;一种不带骄做情绪的、内心的自由一一一个坚强的从所拥有的不言而喻的自由。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的时刻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他写这部书是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他的感谢;第二,表白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从各自的岗位出发,从各自的国家出发,用各自的语言。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动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他们这些人可比我们这些人没有顾忌得多。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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