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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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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认为所有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的文化刻板印象，跟认为所有女人都天然地说话声调上扬、喜欢八卦不喜欢讨论想法的刻板印象一样，都不可靠。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的文化希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坚信所有的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因为这样更容易把他们归为一类，然后就可以嘲讽他们。因此，刻板印象大行其道。“你觉得为什么男同性恋者有时会因为别的男同性恋者说话像女人而拒绝对？・性媒体家丹・奇（Dan Savage）“因为厌女症，”萨维奇回答，“他们想向文化证明，他们并非‘不是男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不是女人……然后他们会惩罚那些他们以为在任何方面都很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格雷对于为什么异性伴侣没有良好性生活的解释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对性的欲望和沟通方式天生不同，仿佛他们来自不同的星球。他的每一条建议都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女人不让男人和她们进行足够多的性爱，男人也没有为女人提供足够使她们想做爱的情绪价值。“就像女人需要有爱才能敞开心扉接受性一样，男人也需要有性才能敞开心扉去接受爱。”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导致卧室里（或客厅、小货车后面，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权力失衡，这使得女性很难，有时甚至也不可能将自己视为性爱场景中的主角，更不可能拥有词汇来表达有关性的一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个男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性取向——比如进行街头言语性骚扰——时会让他显得更值得尊重。正如奎因所说：“性权力是不对称的，我这么说的原因部分在于，同样被认为‘性感时，女人和男人要面对的后果是不同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2017，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街头骚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女人开始进入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为什么很多男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评论女性的身体，有权利在会议上无视女性发言，或者以她们来例假、歇斯底里发作为借口任意打发女性？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他们缺乏共情。对性骚扰者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女人反击一个男人的性骚扰（对于男人来说，她不应该这样做，她只是他的性对象而已），而这个男人奇迹般地跟她讨论起来的时候，他大概率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辩解开脱。他会说你误会了，说他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好人”，不应该被抱怨，也不应该因为说几句机灵的俏皮话就名誉扫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于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于女性屈从于这种期望的问题，拉科夫的观点是，过多使用“just”“you know”这类填充短语来表现得甜美和自我怀疑，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毫无裨益；相反，这种做法会强化“女人天生善良软弱、没有安全感”这一刻板印象。因此，女性应该彻底停止使用这些填充短语。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你可能听到过老师或家长在某个时候对你提出类似的批评，希望借此帮助你在面试或演讲中听起来更“权威”和“自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另一种可以让我们的语言更包容的做法是，当谈话内容与性别相关时，用词选择要更具体。假设我们在谈论生殖健康。我们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有子宫颈的人应该定期接受宫颈癌筛查。”齐曼说，这样的说法是很好的示范，因为它并不暗示任何性别。而且这种更具包容性的说话方式其实也表达得更准确，因为并非所有女人都有子宫颈，并非有子宫颈的就一定是女人--有子宫颈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女人”，这只是说明你是一个有子宫颈的“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e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一—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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