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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1. 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Basically when a man explains something to a woman and gets chastised for it. Seriously, you can’t make this shit up if you tried.)2. 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When women explain things to men in a condescending attitude.)3. 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Feminist [sic] talking down to men just because they are men.)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她们说出种种脏话并不是因为她们“被社会期待”这样做,也不是为了下流而下流。女性说脏话仅仅是为了逗人发笑,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劲儿,为了与人亲近,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人……女性说脏话不是对男性说脏话的简单模仿。恰恰相反,女性是在模仿她们欣赏的其他女性,那些挑战了温良有礼的“淑女”刻板形象的女性,比如崔娜和蕾哈娜,以及她们身边的飒姐们。说脏话是女性弄清自己是哪种女人的一种方式,是用她们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女性气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矿工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她们的男同事以她们过于敏感而不敢骂人为由,将她们排挤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还发现,如果这些女性开始说脏话,她们也并不能获得与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为说脏话实际上通过反差并置(juxtaposition),强化了她们的女性气质。换言之,当女矿工们采用了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方式,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反衬得更加显眼……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男人认为会开枪、会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样的道理。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于性别化的语言差异,有些解释不那么似是而非。其中一种解释来自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出版于 1990 年的畅销书《你根本不懂:会话中的女人和男人》(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坦嫩在书中指出,女人和男人的社会化过程是不一样的,从童年开始,女人和男人就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中,所以他们长大后对事物的理解大相径庭。不是谁更好或更差,只是不同而已。结果就是,男人说话的目的是交流信息,而女人交谈的目的是建立联系。另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认为,女性的会话风格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策略,能反映出她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这个观点受到珍妮特·霍姆斯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要求女性成为情感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可以伏在上面哭泣的肩膀并承担同情他人的任务。所以当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水平的方式相互交谈时,基本上你就会看到她们非常出色地同时完成着上述社会期待,并且享受着情感回馈。我想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真挚共情和支持的女人都知道,这个过程让人非常有满足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大学里的社会语言学课上,我开始了解到英语中隐藏的一些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比如“penetration'”(插人)这个词是如何暗示并强化“性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以男性为主体的”这一观点的,即性被定义为男人对女人所做的事。与之相反的词可能是“envelopment'”(包住)或“enclosure”(包裹,包围)。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用这类词来形容性,那生活将会多么不同吗?如果在任何特定的性场景中,语言都把女人定性为主导者(主体),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会取代男性的性高潮,成为性生活公认的终极目标?这类问题让我震惊。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正如名女矿工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肮脏的语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界线。”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因为长期以来女性被社会规训说话要更有礼貌,所以她们更有可能说“good grief'”(天哪)和“oh,shucks'”(哦,哪里)之类的话,而男性则会说“goddamnit”和“holy shit'”。在拉科夫看来,女性弱化了的脏话不那么有力,能传递的情绪也更少,因此更“淑女”一这种不脏的脏话反映了她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抱怨者的角色。她说:“女人不使用下流或不雅的表达方式。”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词典中大多数最有力的脏话都不是为了我这个女性说话者而发明的。像“ck you”“suck my dick”这样的短语属于英语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脏话——与性相关的脏话——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类脏话只能代表一个性别的视角。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入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pussy”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女性阴部的复杂性,也并没有描绘出对那些真正有阴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阴蒂、G点),而是把女性阴部描绘成一个模糊的、像小猫一样软弱、被动等着阴茎捅进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像“fuck you in the ass”(肉你的屁股)或“suckit,bitch”(吸我的屌吧,婊子)这样的短语,都暗示着勃起的阴茎,给人的印象是只有涉及男性性器官时,语言才有力量。想让“eat my pussy”(给我口)或“drown in my G-spot”(用我的G点淹死你)这些短语达到与上述阴茎表达相同的效果,却是难上加难。一个人当然可以出于幽默或强调的目的、不附带性含义地说“suck my dick”,但说“eat my pussy”就不行了一这证明出自常规男性视角的脏话,与出自常规女性视角的脏话之间存在语义上的不平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说脏话不是对男性说脏话的简单模仿。恰恰相反,女性是在模仿她们欣赏的其他女性,那些挑战了温良有礼的“淑女”刻板形象的女性,比如崔娜和蕾哈娜,以及她们身边的飒姐们。说脏话是女性弄清自己是哪种女人的一种方式,是用她们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女性气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很大程度上,女性避免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脏话是女性团结和相互支持的另一个象征。正如斯特普莱顿所分析的那样:“女性在话语上的团结在这里十分明显。相比男性,女性说出性别歧视性脏话会令其他女性更加不齿。”根据这项研究来看,女性不想背叛自己的群体,因此不会随意使用 “cunt”这类词,也会对其他这样做的女性感到失望。正如一位名叫凯莉的26岁参与者所说:“女人一旦使用某些脏话就很可能被认为是‘辜负了女性群体'。”这似乎表明她们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些词的本义。女性不期望男人更了解她们,也不期望男人明白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她们切实期待其他女人能做到这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英语中几乎每一个用来形容女性的词,在其使用过程中都会在某个时刻被涂上淫秽色彩。正如舒尔茨所写:“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当你将某些特定的性别相关词语对照审视,就能发现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化趋势。比如“sir”(先生)和“madam”(女士),300年前这两个词都是比较正式礼貌的称呼。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madam”变成了描述自负傲慢或性早熟的女孩的词,后来又用来指代秘密情妇或妓女,最终成了妓院老鸨的代称。与此同时,“sir”的含义从未发生变化。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master”(男主人)和“mistress”(女主人)两个词上。这两个英文词源自古法语,本意都表示具有权力权威的人。几十年后,只有后一用于女性的词被污染,含义变成了——如舒尔茨所说——与已婚男子“频繁私通”的淫乱女人。而“master”继续代表一个掌管某事物(比如家庭、动物,或性虐恋关系中的受支配者)的男性;也可以用于称呼一个掌握了某项复杂技能(比如空手道或烹饪)的人。现在告诉我,有哪个好看的烹饪竞技节目叫《厨艺女师》(Mistress Chef)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要是有,我一定会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看看我们的文化,看看我们对女性的羞辱,脏话大多带有性暗示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批评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符合逻辑的道理,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女人说话听起来不像中年白人男性。他们实际上在迫使女性处于一种自我质疑的状态,好让她们闭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这样的词水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老人喝着威士忌说:“很简单。左眼还稍微流露出一丝人性的怜悯。”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对我来说,妇女解放运动来的太晚了⋯⋯我发现不一定得结婚时,已经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那时,我认为女人都应该结婚生子——其实我无知得很。可是,现在要改变也太迟了⋯⋯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四十八岁的爱芙琳迷失在人生道路上。沧海桑田,当她如预期的生了两个小孩以后——「儿子他管,女儿自己带」,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样,成了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地方。她变得不解风情,笑话在她听来十分粗鄙,同时,她也对其中的措词感到震惊。
——范妮·弗拉格《油炸绿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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