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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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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描写维也纳,描写犹太人的维也纳、战争和我们在战争中的斗争,描写我们的崛起和希特勒上台后我们的沉沦,描写‘没有祖国的人’所受的屈辱,所过的生活。我将称之为‘我的三种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第一种生活,1914年至1939年之间是第二种生活,1939年“二战”爆发后开始第三种生活。我亲眼看见了巨大的群众性的意识形态在我的眼前成长、扩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的民族主义。我只能充当无力反抗、毫无权利的证人,眼睁睁地看到人类难以想象的跌落到野蛮状态。 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连自己的死,也希望变成别人乐于观赏的。每个人一生中都势所必然地要出现这样一段时间,在窥视自己的性格时,又会遇到他自己的父亲。1914年以前,世界属于所有的人,每个人想上哪儿去,就去,想在哪儿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许可证,没有批准书。今天人家要我们填写的上百张文件,我们当时身上一张也没有。没有批准书,没有签证,没有任何事情麻烦我们;同样的边境线,今天由于大家对大家、人对人都怀疑病态的怀疑,海关人员、警察、宪兵岗哨密布,国境线变成了一堆铁丝网圈起来的障碍。一直等到战后,世界才开始被国家社会主义搞得精神错乱。我们这个世纪的这种精神病症的第一个明显的现象便是:xenophobia(排外):仇恨外国人或是至少是害怕外国人。人们到处自我防护,抵抗外国人,到处都把外国人排除在外。从前发明出来只是对付犯罪分子的令人屈辱的事情,现在每次旅行之前、旅行期间全都用在旅行者身上。我——这个过去的世界公民,——今天却不断地产生这种感觉,仿佛我现在得为每吸一口空气,都要特别感谢。我吸掉了别国人民的空气。头脑清楚的时候,我自然知道,这种奇思怪想荒谬绝伦。但是,理性什么时候能反抗一点儿自己的感情呢!日后我们知道,真正的人生道路是由内心决定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在人生的中途最要紧的是,坚定自己的夙愿并且砥砺自己,要不然就彻底放弃自己的初衷。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生活,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几乎没想到会有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传奇,恰恰因为遥远,所以颇富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看到的战争,始终是从教科书里或者美术馆里看到的:骑兵穿着闪闪发光的盍甲,举着长矛在进行你来我往的厮杀;致命的一枪总是正中敌人心脏。大获全胜,高奏凯歌一一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向母亲高喊:“我们一定会回来过圣诞节。”在农村和城市,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个什么样子? 在老百姓看来,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也不过是一次浪漫色彩的短暂郊游,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些年轻人生怕错过一生中绝妙的机会,所以急急忙忙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激烈战场的列车里欢呼、歌唱。整个奥地利帝国的血管里都鲜血沸腾,头脑发热,忘乎所以。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这种带着好奇的漫游和漂泊本身是令人愉快的,在很多方面也非常有收获。不过,人总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停靠点,从那里出发去漫游,然后再回到那里。当我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驱赶着不得不游荡在这个世界上时,我对这种需求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透彻!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已经慢慢积攒起一 个小型图书馆,此外还有绘画和各种纪念品;我的手稿也已经开始堆积成捆了。毕竟,我不能将这些让人乐于拥有的重负装在旅行箱里,拖着它们周游世界。于是我在维也纳租了一个小公寓,但那不是我真正的身之地,正如法国人一针见血地说的那样,那只是一个歇脚地。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前,某种临时的感觉一直莫名其妙地笼罩着我的生活。每做一件事,我都会对自己说:这还不是我本来要做的真正算数的事。对于创作,我只感觉那是真正创作之前的练笔而已;对于那些与我交往的女人,这种临时感更强。于是,我让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种不特别负责 任的感觉,同时也有那种试验、尝试、享受的“轻松快乐”,并无沉重负担。别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都早已结婚,有了孩子和重要职位,必须用上全部精力进行最后一搏,让自己成就些什么。可是我还是一直把自己 当成年轻人,一个初出茅庐者,在我的前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我迟疑着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自己固定住。我的创作只是“真正创作”的预 演,如同一张名片,不过是在预告我的文学生涯即将到来;与此相类似,我自己的那套公寓也不过是一个地址而已。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位于城郊、面积不大的地方,以免我的自由因为住宅花费太大而受到妨碍。 我也不买特别贵重的家具,因为我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花精力来“呵护”它们。他们那里每把扶手椅都要罩上,只在有客人来时才取下来。 我有意识地选择不要一直住在维也纳不动,不要让自己情绪化地和某个 地方绑定在一起。有好多年,我一直觉得这种“让自己处于临时状态”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后来,当我一次又一次被迫离...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这样的一些细节已经让人感觉到国家在对娼妓这一问题上的两面性:一方面这些女人被纳入国家许可的经营范围内;另外一方面,她们 作为个人却被置于普通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虚伪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当中,所有的这些限制都仅限于贫困阶级。一位维也纳的芭蕾舞女演员,可以以二百克朗的价码随时将自己卖给任何一位男人,这和一位街头妓女以两个克朗出卖自己的肉体没有区别,但是前者当然用不着有任何经营许可。那些著名交际花的名字甚至还会出现在报纸上,她们的名字在赛马报道中和显贵人物的名字并排出现,因为她们本身已经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也有若干最体面的皮条客,她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向宫廷、贵族和富裕市民提供奢侈消费品,这些行为原本是要蹲大狱的。严格的条例,没有任何同情心的督查,社会的蔑视,这些都只用于成千上 万的妓女大军身上,而这些人在用她们的身体和遭受侮辱的灵魂来护卫 所谓的道德信条,在自由、自然的爱情形式面前,这些道德信条早已腐 烂了。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用我们今天没有什么 拘束的眼光来看,这些服饰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费尽心机要将任何裸露的皮肤和真实的隆起的痕迹隐藏起来,结果根本不是它想要的风化,反倒是它的反面。每一种时尚都以挑衅般的方式凸显了性别的极端性,以至于让人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男人和女人都个子高 高,身材修长,留着短发,外表的样子已经让人感觉到他们可以成为很 好的团队战友,而那个时代的两性哪怕彼此倾心也要保持距离。男人们 蓄起长长的胡须为了显得好看,至少要留起浓密的上唇胡,以便来突出 他们的男性性征,而女性穿的束身架则明确突出乳房这一女性性征,要让这一性征为人所见。在举止方面,强势性别与弱势性别的差异也得到 突出强调:男人要豪爽,有骑士风度,有进攻性,女人要腼腆、羞怯,有防卫性。他们分别是猎人与猎物,而不是同类。由于外表上不自然地 拉开距离,两极之间内在的张力即色情只会强化。当时的社会对性采取 的违背心理学的缄默与掩盖手段,这导致的结果正好与其原本意图相 反。由于当时的人们在任何生活形式、文学、艺术、服装方面都感觉到 对有伤风化的强烈恐惧和羞怯,力图去遮掩任何形式的刺激,实际上这 倒是真正迫使他们不可回避地产生那些有伤风化的念头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決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装扮成那样全副武装的女人,她再也不能自由活动,再也没有活力,再也体现不出优美的身段;有了这副打扮,每个动作、每个姿态,以及她整个体态的表现,无不矫揉造作、违反自然。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时代变迁,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儒夫。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现在我已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该是实现许诺和考验自己,或者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我在这里叙述的就是这种生活中的小插曲。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清楚地认识到,纵使我独自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独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有时我仿佛听到一群狂徒在怒号。而这些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前还是理智的、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人,为我们所敬佩。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那些发狂的人大多是诚实正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因年事已高或身体弱而不能服兵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一个人想在几个星期里把三四十年里形成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改变,谈何容易。我们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东西装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被算作德国人,所以各种限制会接连而来;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级。那条惊人的消息传来一小时之后,我在英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的心脏不愿待的地方去。因为对一个早已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对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居住在另一个国家,而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非要把他划进身为奥地利人从来就不属于的集体里,这样的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岂不变得荒谬绝伦?我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念头,我脑子里产生的一切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过去的所有联系都被扯断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知道,这次战争过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而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爆发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受到严重的排挤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讨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抑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觉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关键的时候他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他的书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向音乐致敬;第二,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实际上,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这些坏人一点顾忌也没有,我们却顾虑重重。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谬的东西,而同荒谬的东西作斗争要比我们的艺术事业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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