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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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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逃离无法通过绕开或遗忘现实来完成之时，正如有人认为自己过于善良和高贵，以至于不能与世界相对扰，或者他无法面对蔓延世界的绝对"否定性这时即使是彻底的逃离和反抗力量，也要受制于既定的时代。例如，完全忽略纳粹让人无法忍受的愚蠢的喋喋不休，这对人是多么有吸引力啊!然而，元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我当然不想断言，那白种"内在移民"作为从世界向隐匿处、从公共生活向匿名状态(当这种匿名状态成为事实，而不只是那种充分利用内在资源以缓解良心压力的借口)的逃离，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唯一可能的态度。在黑暗时代的衰微中，只要现实没有被忽略，而只是一直被当做需要逃避的对象，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总是合理的。当人们选择逃离世界时，私人生活同样也能构成一种很有意义的现实，尽管它仍然力量微弱。只要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现实的现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深度照会中，也不来自什么隐私，而只存在于他们所逃离的世界之中。他们必须要记住，他们是在不断地逃跑，而世界的现实性就在他们的逃离中确凿地显现出来。因此，逃避现实的真实动力来自于迫害，而逃亡者的个人力量也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增加。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从历史方面来看，内特尔先生最杰出、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在于他对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peer group）的发现，以及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源自“同龄群体”的波兰团体的终生的、亲密的但又小心隐藏起来的归属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完全忽视的源头，但这并非革命的源头，而是20世纪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背景性的群体，甚至在20年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相关性，如今它已经彻底消失了。它的核心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晚被同化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罗莎·卢森堡熟读过歌德和莫里克，她有着极好的文学趣味，远远超过她的那些德国朋友），同时有着俄国式的政治结构，但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标准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雅斯贝尔斯在战后的许多演说，他的论文、讲稿、录音广播，都被一种深思熟虑的普及化的努力所引导。这一努力试图不使用专业术语来谈论哲学也就是说，它具有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人都可以凭借理性和自身的生存”关切来理解哲学这在哲学上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真理与沟通被理解为同一者。……从一种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所面临的崭新现实中所包含的危险在于：这种建立在技术化的沟通手段和暴力之上的人类的一体化摧毁了所有的民族传统，埋葬了所有人生存的本真起源。这一破坏进程甚至可能被人理解为：它是所有文化、文明、种族和民族的人群之间得以最终达到相互理解的必要前提。然而其后果是：人变得肤浅了我们所知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人，现在变得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而且发生的还远不只是人的浅薄化；事情仿佛是，整个作为“深度”的那一维都彻底消失了，而如果没有这一维度，人的思考，即使只是技术发明层面上的思考都不再可能存在。这种下降并不只是降低到人们所共有的“最小公分母”为止，它最终抵达的，将是一种我们在今天无法想象的平面状态。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处。而这样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莱辛的一句话中发现，对真理与人性之关系中最深刻之物的谈论，似乎是对他所有著作中包含的智慧的总结陈词这句话是：“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众所周知，古典作家们认为朋友对于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支持这一看法时，他们很少会考虑我们在不幸时需要朋友帮助这一点，相反，他们宁可认为，除非有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快乐，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或好运可言。当然，古代也有像“患难方知真朋友”这样的格言；然而，那些无须这种证明就被我们视为真朋友的人，才常常是我们不用掩饰就可以与之同喜悦、共欢颜的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事物才会变得属人。……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物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不同程度的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他只需通过梦想返回到他个人的源头，然后出来，再次进人到人性的广阔空间中，便能使自己确信：即使在孤立时他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一种私人意见，而是一种不同的、仍处于潜在状态的公共意见——正如康德所说的，“一条小径，有一天毫无疑问会拓展为一条大道”。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做。任何人只要正式抗议或做出什么违抗杀人部队的事，二十四小时内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就永远消失。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我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死亡。极权国家让它的反对者消失于无名。当然，如果有人情愿这样受死也不要默默忍耐罪行，那么他只会白白断送性命。我并不是说这种死法没有任何道德意义，只是说没有现实意义。我们本可以毅然决然地，只为一个更高的道德含义做无谓牺牲，然而我们之中无人深信于此。”更不必说，作者一直未察觉到的是：他所强调的“高贵”，在缺乏所谓“更高的道德含义”的前提下，是多么空洞。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因为法律精确地预判出我们与那些被我们控告、审判、制裁的人有同样的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集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是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敌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天火烧毁，就因为那里所有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然而，这种惩罚与当下所定义的‘集体罪责’不可同日而语。按照“集体罪责’，人们须为以其之名，却非身体力行之事——既没有亲身参与也没有从中渔利——承担罪责或怀有负罪感。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辜必须是客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跟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 “幸好我们无须走到那一步。您认为，既然一个国家的主要政治目的己经演变成一桩闻所未闻的罪行，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皆应犯有同等罪行；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您本人无法给出实证。无论将您推上犯罪道路的事件在主客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偶然性，都不能把您的实际所为与他人的可能行为相提并论。我们在此探讨的只是您实际做过什么，而不是您从内心和动机层面是否根本无意犯罪，或者您所有周围的人是否可能犯罪。在您讲述的人生经历中，您成了一个倒霉的人。我们了解您当时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相信，若非生不逢时，您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站在这里或任何一个刑事法庭上。为了便于说理，我们暂且认定，您之所以变成大屠杀组织里一枚任人摆布的工具，纯粹是时运不济；不过，您执行了，从而也支...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故事发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个不同于德国其他地方的角落；时间是1945年1月，之后没几天苏军就摧毁了这座城市，占领了它的废墟，吞并了整块地区。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1961）。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阿根廷，他的避难生活过得不快乐；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他的人生似乎满盘皆输。可是无论在哪里，如果有谁问他的话，他大概都会坚持以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的身份被处以绞刑，而不是作为真空石油公司旅行销售员平安无事地度过一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也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月亢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有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集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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