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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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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贵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nature of Nazi evil）一在一个封闭体铜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一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ー一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一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一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通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一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但是这种空洞的体面——在这种情形下，高贵不过是有体面罢了——并非安东·施密特军士故事中那显而易见的东西。其致命缺点毋宁说在论证本身，起初听上去可信得令人感到绝望。的确，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是，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通过焚烧炉、露天深井焚烧、炸药、火焰喷射器、碎骨机——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假如能讲述更多诸如此类的故事，对今天的德国将大有裨益。这不仅有益于德国的海外声誉，也有助于纾解其悲凉迷乱的政局。因为，此类故事中的教训都很简单，每个人都理解。从政治角度说，正是处在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服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服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它“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它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从人性角度讲，为了让这个星球继续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我们不再需要什么，也不必再过问什么。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犹太人都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去做一笔毫无希望的生意，用奇怪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为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而胆战心惊的犹太人，对金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请让我从"对犹太人的爱"或者从Ahabath Israd开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个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这位领袖主张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不可分割，……"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相信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相信的是犹太民族！"因为这一句话太叫我意外了，……但是我不是能这么回答吗？即"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怎么样的善呢？"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阿伦特给肖莱姆的回信纽约 1963年7月24日）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只是赞成现在的我所追求的，以此来替换参与的事情，或者如果假设什么时候会把成功的抵抗作为唯一的机会去实行的话，我已经不能和自己共存了。我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已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了。从而，我必须实施不正当、与实施这样的不正当者（指我自己）一起生存。与这相比，倒不如我希望现在蒙受不正当，进一步在被强制参与了的事例中付出被处以死刑的代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事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24］关于基本动机，他［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伸出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25］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她一生总是被标上记号，就跟这本书引发的争论一样。即便她已经离世多年，她依然会构成争议的主题。几年前，一本描写她在豆蔻之年同马丁·海德格尔那段天真爱恋的书在出版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足可说明问题。作者将她刻画成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一个被纳粹老教授、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色诱的笨女人。这本书对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毕生的复杂关系作出了粗暴的解读，可是，一些评论者似乎对这种暴力简化的视角感到十分受用。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对犹太委员会的评论只占了全书中的十来页，对全书主旨并无本质影响。这些似乎是她在重读劳尔·希尔伯格的书后，又增加了些思考才补充进去的内容。她为豪斯纳使用诸如“你为什么不反抗？”之类的问题，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呵责某些证人而义愤填膺。犹太委员会的悲剧角色在审判中几乎从未被提起，至少检控官没提过，这令人生疑。她争论的对手不是被杀害的犹太人，而是他们的一些领袖以及以色列的检方，她怀疑后者在袒护这些领袖。她的怀疑将得到证实。这场庭审秀的目标不是给艾希曼定罪或检视犹太委员会。审判过去二十年后，副检控官加布里尔·巴赫（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告诉一位采访者，如果所有证人都出庭讲述犹太委员会的故事，“那么将不会有人记得艾希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113］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11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97］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100］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10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义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色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角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因为此时，我也刚准备好接受任何在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影响。我已经到了某个阶段，开始隐隐约约地、大多数时候是私下地，对抗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规则，这种对抗并没有多么执拗或理性，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对抗的：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家，我喜欢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正是保罗，带着他那简单明了、充满激情的论断一譬如“你要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以及“我讨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自然处世的人”一出现，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往我的和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既然我已经生活在幸福这种难得的状态里，对它做点笔记肯定也很重要。它开始于我写作之时，在我赢得大奖时变得光彩夺目，后来我又开始恋爱，这种幸福得到了确认，而且迄今尚未露出改变的迹象。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生命力的又一个表征是：人们会说“她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状态这么好”或者“她看上去很年轻”，我自身在身体上的良好状态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她可能有二十五岁吧”，一位七十多岁的女人这么说，考虑到那个年龄的人观察一切时的岁月压缩效应，三十五岁应该比二十五岁更能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在回春。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年来一些指向内在的变化。我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意识到，衰老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每一年，都被带向一个比我以前所知更好的地方，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仿佛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当我接受了他的消失之后，日子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常识禁止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认为自己老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一旦过了三十岁生日，我就开始把这种感觉视为合理的。我三十多岁时，大部分时光都被笼罩着一层阴影，正是因为我注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中学毕业之前，我曾经相当有规律地写过段时间的诗歌。在牛津时又写过五六首，二十多岁时又断断续续写了三四首。这些诗并不怎么样，我本来也没觉得自己能写好，但都是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被我的意志力强拉出来的。它们代表着我人生经验中的强烈情感，是我“真实”生活的凝练，是非常隐秘的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的此类经验值得交流，所以当诗歌的灵感不再来拜访时，尽管遗憾，但我并不痛苦。膏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是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在这段时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有些特质，我自认不具备，随手便能罗列。我从来都不美。我从小被教导，长相不重要漂亮的外表甚至是不好的，会引诱出虚荣和愚蠢。但对女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谎言。如果我长得漂亮，我未必会更快乐，但一定会变得更重要。也许如果我长得丑，我也会变得更重要，因为笨拙的身体会逼出一种笨拙的个性来保护自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失败是我生活的内核。我真正想要的，不过是女人生活中最平常的满足，而那些我满怀激情想要的东西，我全都没能实现。所以我会这样回答，这并不是推测。对自己，我确实是这么回答的，一遍又一遍，在人睡前的片刻，在醒来后最难熬的时刻，当我走在街上，当我从书本中拾起头，当我在平底锅里炒鸡蛋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我熟悉的伙伴。起初，它是痛苦和悲伤的炭火，后来渐渐冷却；但尽管已经变冷，它那沉甸甸的存在感仍然还在。我唯一引以为傲的是，由于天性随和，又从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积累了大量对生活的热爱，我很善于与失败感共存。我不认为失败感让我变得更讨厌或更疯狂，我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成就。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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