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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交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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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找到了他满意的答案,却感到意气消沉。“任何社会都有权迷心窍的人物,狂热分子无处不在。每天都有毫无正常人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大街小巷上走着。患有潜在的精神病的人更是随处可见。在纳粹德国,区别仅在于,这些人不是在社会的边缘发挥作用,他们主宰着社会。”这答案如此真实,也如此令人绝望,部分原因大概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它也符合我们对某些沦为仇恨言论发酵场的公共平台的感受
——杨潇《另一个国度》
最令外国人生气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时就是不守时。在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就很随意。如果主人没有安排住宿,客人即使很累了,还得一直陪他说下去。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不会意识到人家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们会一小时、一小时坐下去,很少,甚至什么有意义的话也没说,也没有主动告辞。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即他们具有复杂的礼仪规范,一个人可以借助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极度蔑视。比如,信纸的某种折叠方式就可能含有一种有意的侮辱意味。在写到一个人时没有把他的姓氏提高一行,会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轻蔑,其程度超过在英文中不用大写字母开头来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如无特殊情况,一言不发会被视为无礼之举,就像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没有根据来客的身份送出足够远的距离一样。众多简单举止中任何一个举止的缺失,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慢,一个中国人能马上觉察出这层意思,而可怜的、无知的外国人就这样无数次地成了牺牲品,甚至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获得崇高的尊敬!所有的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也都会恶语相向,但他们都有一种文学才能,能用体面的暗示来表达辱骂之意,而其中的真正含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就像是一粒裹着糖衣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地消化。比如“tung-hsi”这个短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东西”,它指的是一件物品,称某人为“一个东西”,就是在骂人。不过,同样的意思还可以拐弯抹角地加以表达,即说一个人不是“南北”,这就是说他是“东西”,也就是“一个东西”!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最引以为豪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直弃主题,直抒己见。诚然,出于得体的社交与外交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学得婉转一些,不过,尽管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修正自己的习惯,亳无疑问,直来直去仍是我们的一个左右一切的本能。然而,与任何一个亚洲民族的短暂接触都会使我们发现,他们的本能与我们的并不一致一一事实上,这两者分别处于相反的两极。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最令外国人生气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时就是不守时。在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就很随意。如果主人没有安排住宿,客人即使很累了,还得一直陪他说下去。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不会意识到人家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们会一小时、一小时坐下去,很少,甚至什么有意义的话也没说,也没有主动告辞。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最引以为豪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直弃主题,直抒己见。诚然,出于得体的社交与外交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学得婉转一些,不过,尽管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修正自己的习惯,亳无疑问,直来直去仍是我们的一个左右一切的本能。然而,与任何一个亚洲民族的短暂接触都会使我们发现,他们的本能与我们的并不一致一一事实上,这两者分别处于相反的两极。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即他们具有复杂的礼仪规范,一个人可以借助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极度蔑视。比如,信纸的某种折叠方式就可能含有一种有意的侮辱意味。在写到一个人时没有把他的姓氏提高一行,会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轻蔑,其程度超过在英文中不用大写字母开头来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如无特殊情况,一言不发会被视为无礼之举,就像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没有根据来客的身份送出足够远的距离一样。众多简单举止中任何一个举止的缺失,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慢,一个中国人能马上觉察出这层意思,而可怜的、无知的外国人就这样无数次地成了牺牲品,甚至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获得崇高的尊敬!所有的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也都会恶语相向,但他们都有一种文学才能,能用体面的暗示来表达辱骂之意,而其中的真正含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就像是一粒裹着糖衣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地消化。比如“tung-hsi”这个短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东西”,它指的是一件物品,称某人为“一个东西”,就是在骂人。不过,同样的意思还可以拐弯抹角地加以表达,即说一个人不是“南北”,这就是说他是“东西”,也就是“一个东西”!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议。高处的价值判断像是空话,基础的事实总是很难澄清,中间全是情绪,意识形态,权力意志,社交风尚。信息流非常脏,那些被扭曲得几乎没有啥事实含量的东西。
——刘天昭《变得厉害》
部分原因可能是,包括上述单词在内的很多词从理论上说已经去性别化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经“女性化”改造后的词。许多女性喜剧演员说,她们讨厌被人们称呼为“comediennes”(女喜剧演员)。“我不喜欢人们这样叫我,”《大城小妞》的主演伊拉纳·格雷泽2016年告诉Ell杂志,“人们会专门说‘doctresses'(女医生)吗?”赵牡丹t对此表示赞同:“我更喜欢被叫作脱口秀演员,不加‘女’。”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英语中,过于“女孩化”的后缀,如“-ete”和“-ess”,实际上具有明确的负面或贬低的含义。毕竟,“-ette”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女性词缀,而是用来指代小尺寸或者低价值的东西,例如“kitchenette'”(小厨房)、“cigarette"(香烟)。像“actress'”和“waitress'”(女服务员)这样的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过去这种加女性后缀的名词数量更多:“neighboress'”(女邻居),“singeress”(女歌手人“servantess”"(女仆,女侍者)、“spousess”(女配偶)、“friendess”(女性朋友)、"farmeress”(女农民),甚至的确有“doctoress”,这些都是中世纪英语中真实存在的词,但后来逐渐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有很多女性反对使用这些女性化的后缀,但也有人喜欢它们。就像有的女性非常希望自己的性别在“女作家”或“女科学家”等称呼中被突出一样,也有女性喜欢并认同性别倾向明显的“女孩化的”语法结构。不久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聊过,意大利语对雄性大象和雌性大象进行了区分——“elefante”是“雄性大象”,“elefantessa”是“雌性大象”——尽管我收到的评论中有一半表示这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收到了一些女性的留言,她们认为“-essa”后缀具有迷人的女性气质,丝毫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这些是语言学家从街头骚扰者那里收集到的一些回答。撇开统计数据不谈,这些强词夺理的说辞最大的逻辑漏洞是,对从身边经过的陌生人吹流氓哨,主动评价他们的穿着或行为举止,对大众一般不会关注的特殊身体部位发表性评论,这一系列行为完全不符合专家们观察到的任何一种称赞行为的标准。一2008年的一项研究通过观察分析这类行为得出了最中肯的结论,即男性对女性的称赞大多与外表无关,而是为了在向女性提出可能有损面子的要求或批评时缓和语气,而且总是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例如:“凯特,你知道你是我的最爱,但你能不能明天尽量准时出现?”2009年,语言学家内莎·沃尔夫森(Nessa Wolfson)和琼·马内斯(Joan Manes)在一篇名为《称赞作为一种社交策略》(“The compliment as a social strategy'”)的论文中表示,无论其直接功能是什么,“称赞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创造或加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有一个不熟悉人类社会互动模式的外星人,我们要用一种善意的方式与其建立联系,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微笑”是个不错的办法,而“让我拍拍你的美臀”绝对不合适。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 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食义是说语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全不间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前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记得有一次.我向一群富有创造力的高层人物推销一个项目,他们的老板是个60多岁的英国人,他在整个会议中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发言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和同事继续谈论我来之前他们在聊的话题。仿佛我刚刚45分钟的讲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 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己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人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跟叶斯柏森一样,洛克的这个论断也完全没有数据支持。然而,有大量数据支持的事实是,闲聊八卦是一种有用的、目标驱动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曾解释道,仔细分析就能发现,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相互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ntrepreneur(企业家)和CEO实际上不是性别中立的词,而是被默认为“男性”的。这类词的存在也说明,当一名女性在商界努力奋斗时,我们会忍不住使她们的头衔听上去更娇媚可爱。“mompreneur'”似乎象征着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它当然也是社交媒体上很好用的一个话题标签,但在实践中,像这样的词语非但不能消除语言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反而强化了歧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有些成功女性似乎比克林顿更顺利地驾驭了语言上的双重束缚。根据我在社交媒体粉丝中进行的一项小型民意调查,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奥普拉·温弗瑞、电视音员安・耶(Diane Sawyer)和・(RobinRoberts),桑伯,她与·奥巴马和安格拉·默克尔一样,都非常出色地做到了两方面的平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入“hormonal”(荷尔蒙过剩)“crazy”(疯狂)、“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办公室里,公司老板用头发颜色指代每一个女员工:“你今天来得可真早啊,金发美女。”“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小粉妞?”——我还有一个同事是男员工,他的后脑勺剃着锯齿形的发型,但老板叫他时只叫他的名字“丹尼尔”。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最近最著名的“男性说教”的例子之一,来自2017年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有六位杰出的科学家在进行小组讨论,其中一位是女性,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韦罗妮卡·胡贝尼(Veronika Hubeny)。讨论进行一个小时后,男主持人(不是物理学家)终于向胡贝尼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的音量马上盖过她,试图替胡贝尼解释她的研究,却没有成功。此时一名观众喊道:“请让她说话!”观众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终于闭上了嘴。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互相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连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铁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措述性强的活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种理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例……但对于那些还有机会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逃离现属群体、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114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称赞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创造或加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有一个不熟悉人类社会互动模式的外星人,我们要用一种善意的方式与其建立联系,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微笑”是个不错的办法,面“让我拍拍你的美臀”绝对不合适。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e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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