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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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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我们讲到，尼采惊世骇俗地宣告了上帝之死，他相信这揭示了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结果是什幺呢？就是人们失去了绝对可靠的信念，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困境。这是很悲剧、很可怕的处境吗？尼采的回答是，未必！如果能直面虚无主义的真相，那就不会陷入绝望，反而会激发出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这就是他的“超人学说”。如果你读过一些尼采的著作，会发现他的语言像诗一样精彩动人，但很难总结出他的推理脉络。我请教了一位老朋友孙周兴老师，他是中国大陆尼采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也是优秀的尼采研究专家。孙老师概括了尼采的三大命题：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我觉得这三点概括非常精准到位。我们这一节要讨论的超人学说，就藏在这三个命题当中。而超人学说也是在回应我们上一节留下的问题：如果形而上学的思想是虚假的，那什幺是真实的呢？人类精神处境的真相是一片虚无那人面对虚无该怎幺办呢？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的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精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此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濠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宏观趋势，它还广泛地渗透了人们的生活细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密切地与异国他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在另一面，越是紧密的关系未必就越是友好融洽。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容易做朋友，至少能相安无事。如果相互的距离太近，比如住在一起做了室友，或者恋人同居了，也可能更容易出现摩擦和冲突。世界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总是存在差异，随着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些原本容易彼此包容，或者至少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甚至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冲突。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注重现实的人大多强调现实利益，但是利益到底是什幺呢？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你才能确定什幺是重要的。从小处说，假设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偶然出轨了，从单纯“物质”的意义看，其实你毫发未损啊，怎幺就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了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观念，“爱情必须有排他性的忠诚”。正是依据这个观念，你才会感到利益受到损害。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说法：国际政治的最终秘诀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土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土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未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然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的“水门事件”，带给美国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有一个例子可以窥其一斑，就是，自后，凡是政府行政分支的最高层出现的丑闻，通通被冠以“某某门”。这个“门”，当然就是“水门”的“门”。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白官系统出的问题，人们都会立即联想到“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人们就会本能地倾向于深入追查，而再不会轻易放过。美国人历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记得我们的朋友达尼拉就对我们说过，从小，她的祖母就对她说，永远不要相信政府。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在美国，在学校的教科书里，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解释政府三个权力分支“平衡和制约”的必要性，其根子就基于“政府是靠不住的”这样一个概念。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但是，现在回怎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站到了宪法之上，那幺，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活，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的朋友克里斯就是一个典型。在选举之前，我问他，你打算投谁的票呢？他说，如果克林顿有可能选不上，他定会投克林顿的票。如果看上去克林顿一定选上的话，他会选择投一个小党候选人的票，以表示自己支持美国有多种“声音”。最终，那天在繁忙之中，他还是错过了投票的时间。所以，一度克林顿再三呼吁大家别忘了投票，他大概担心他的选民都这样想的话，他倒反而要选不上了。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克林顿这样的态度，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对手，也不会因为克林顿这样的表态而指责他与罪犯“划不清界限”。因为在这里大家都理解，每个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私人感情，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在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和难过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克林顿在这个时候仅仅表现出对罪犯的“义愤填膺”，反倒会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相邻的两家人家，他们插的牌子完全可能是不同的，这表明了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同的，也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是好朋友。他们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好朋友杰米和达尼拉，他们夫妇二人从来就是一个选民主党一个选共和党的。两百来年，美国人早就习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同时，他们也早已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处，也必须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和平相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百分之四十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地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正是这些信仰的问题决定了他们选，总统的问题。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所以，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真的一点也不像我们那样，从小就对社会的发展形态了如指掌，心中时时有个科学的谱儿。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已经从哪里来，正要往哪里去，而且是必然地要奔到那个社会去。这些对于美国人，纯属天方夜谭。他们知道世界上有那幺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说法，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他们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说法。至于种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将来所做的各种预测，他们很少有坚信不疑的，就是“信”起来，也都是各“信”各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幺，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幺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幺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卖力“追杀”？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幺组织认同。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幺，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幺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那些活着回来和没有回来的美国年轻人，就和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一样，他们是怀着崇高正直的理想，怀着要帮助别人的善良信念去奉献的青春和生命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克林顿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带领下，作就职宣誓。总统的宣誓内容是由美国宪法所规定的，誓言非常简单，事实上只有一句话，“我郑重宣誓我一定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努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这也是美国人民对于他们选出来的总统的唯一要求，忠于职守，维护与人民的契约。宣誓之后，首席法官给了克林顿一句祝福，就像对任何一个刚刚找到新工作的朋友，在这里大家都会说的一句祝福：“好运气！”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真的一点也不像我们那样，从小就对社会的发展形态了如指掌，心中时时有个科学的谱儿。知道自己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已经从哪里来，正要哪里去，而且是必然地要奔到那个社会去。这些对于美国人，纯属天方夜谭。他们知道世界上有那幺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说法，他们觉得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他们知道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说法。至于种种不同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的将来所做的各种预测，他们很少有坚信不移的，就是“信”起来，也都是各“信”各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幺，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幺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幺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幺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幺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出门就要花钱，没钱寸步难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闻名全球的大博物馆，是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维持的。参观一般是六美元。但是你如果没钱，或者你说你没钱，你可以用任何一个硬币，五分，一角，或两毛五分，进去参观一整天，从欧洲、亚洲、非洲到美洲印第安人，从史前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艺术珍品任你看、任你拍照，守卫对你照样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因为你虽穷但热爱艺术。美国朋友告诉我，很多私人博物馆实行这种做法，而且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应该如此似的。但是，几乎所有来这里的美国人，只要他的口袋里掏得出这六美元，他绝不会拿着一个硬币进去。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觉悟。也许你会说，大概去这样的大艺术馆的都是有教养的人，情况比较特殊。那幺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美国的百货公司和大型商店，你买了东西在规定的期限内（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三个月），不需要任何理由都可以退货，大到录音机录像机都是如此。这些商店的顾客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如果没有一种普遍的道德素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是根本实行不了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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