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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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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我深知作家的困境。大部分作家两三年才写一本书，一本书就赚一两万。这些写作者们可能才年薪一万块啊朋友们，月薪八百啊朋友，没有社保啊朋友，还得交税啊朋友，比你更惨啊朋友，除了几个顶级畅销书作家，中国作家绝大部分都收入微薄，很多网络作家更是一天要写一万字，靠着千字两分钱的下载收入维生，这年头谁他妈还在论分来卖东西啊朋友，你看五千字的新鲜连载只要一毛钱啊朋友，一毛钱，你给叫花子都拿不出手啊朋友，可你免费看掉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指责他们呢朋友。而那头可是六百多亿人民币身家的主儿啊朋友。请大家给中国的出版行业和作家们留一条生路。在你们为了石油的道路上，请放过我们的食油。

——韩寒《青春》

逝者谭卓在最美好的时光里被交通事故夺去生命，他正准备结婚，我最了解享受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惜好风光似幻似虚，我们只能愿死者安息。关于肇事者，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他还有一面之交。半年前在杭州的一个卡丁车场里，一个朋友举行过十几人的业余友谊赛，当时他代表杭州开卡丁车比较好的本地选手参加了这个友谊赛，排位赛的时候我是第一，正赛一起步就直接被他撞出去了，我也没有计较，一来这又不是正经比赛，是业余的娱乐，二来因为他很年轻，总会冲动和犯错。这件事情，千错万错一定是肇事者的错，因为他的错，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生命，这个错无可弥补，但人生还有很多好事他出来以后可以去做，希望他能明白。

——韩寒《青春》

假设一本书卖10元，里面的构成是这样的：作家赚1元，印刷成本2元多，书店赚5元。大部分作家两三年才写一本书，一本书就赚一两万。这些写作者们可能年薪才一万块啊朋友们，月薪八百啊朋友，没有社保啊朋友，还得交税啊朋友，比你更惨啊朋友。

——韩寒《青春》

学习成绩好又漂亮的女孩子一定是很好的。首先，家教一定好；其次，以后带出去肯定很得体，因为她们和同学老师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不会让你在朋友面前丢面子的，而且还乖，都不会坏，又踏实。

——韩寒《青春》

在这个大朋友欺负小朋友的游戏里，大朋友们其实应该再想得多一点。他们是脑残么？他们的确脑残。而我想告诉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甭管他是哪个国家的。等大家长大了以后，有些人觉得自己真有眼光，偶像自己也很争气，你说出自己的偶像时，周围人都觉得你有品，你可以继续粉他，你可以不粉他，但你无悔自己年少的选择。……你觉得人家追韩国明星傻逼，你不一样天天看美剧，千万不要用这种假爱国情操来欺负人家小朋友。

——韩寒《青春》

日全食…看不看太阳根本无所谓，这段时间里其实应该花十五分钟和心上人做一个最简短的爱，这样日后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对别人说，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和女朋友上床，时间最短的一次都从天亮做到了天黑又做到了天亮。

——韩寒《青春》

另外，朋友，请不要随意玷污在这个时代里被删除的文章。

——韩寒《青春》

我说，看不看太阳根本无所谓，这段时间里其实应该花十五分钟和心上人做一个最简短的爱，这样日后就可以大言不惭地对别人说，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和女朋友上床，时间最短的一次都从天亮做到了天黑又做到了天亮。所以我认为，年轻的情侣们起大早跑到街上去看日全食绝对是失策。望文生义，日全食当然要日全时嘛。

——韩寒《青春》

请要提问你为什麽不直接送给他的脑残朋友多动动脑筋

——韩寒《青春》

告诉女生，这个学校虽然很适合谈恋爱，但是记得一定要在寝室熄灯前回去。也可以帮自己中意的男生洗一洗内裤袜子的。未来会有大出息的男孩子，在洗衣服上一般都不太拿手的。希望你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有好的大学，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的老公。如果你的老公是你的高中同学，那就更加恭喜了。告诉男生，追女孩子的时候，我有一个秘诀判断她们的好坏。我从小到大能好好相处的我所痴迷的女孩子，最少都是两条杠，基本都是三条杠。学习成绩好的又漂亮的女孩子一定是很好的。首先，家教一定好；其次，以后带出去肯定很得体，因为她们和同学老师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不会让你在朋友面前丢面子的，而且还乖，都不会坏，又踏实。不要以为她们内心很高傲，其实她们是最好追的，乘风放胆去吧。当然，作为一个男生，你如果也是两条杠三条杠之类的，那就没戏了。这样的女孩子是宝，但这样的男孩子就什么都不是了。学习成绩好的女孩子一般一动心就动很久，一出轨就出很远，好好珍惜她们。

——韩寒《青春》

可能有人要说，你在这里为什么不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呢？其实我最恨的是这句话。在座的各位，包括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我相信你们都是抱着理想加入了这个行业，但是到最后也变成了迫于生计。在座的各位嘉宾朋友，任何一个精神独立、作品带有批评色彩的人，对于自己所在的行业都有着不少建设性的意见，相信在大家年少不懂事的时候也没少提过。包括我自己，对于汽车行业，对于文化行业，做的很多不光光是批评。但是你知道，提一些建设性意见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掌权者需要你的建设性意见，你所有费心想的意见完全得不到任何的回馈。与其这样，我要么做个歌颂者，要么做一个批评者，我绝对不做一个建设者。

——韩寒《青春》

我一个朋友说，上海人不配有乡愁。可能中国人都不配有乡愁，为活的更好离开故乡，仿佛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活的更好。没成功永远漂泊，成功了在别处扎根。有雅致的故乡都没了，没雅致的不愿回故乡。那些在大城市出生的人可能幸运些，因为故乡不在千里之外，但你在这个城市里成长的痕迹都没了。经常有朋友坐在车上说，哎哎哎，我以前小学在这，我扭头一看，XX豪庭。对于这些人，我只能安慰他们说，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外国人在上海上班，人家问他，你什么国家来的？那哥们忧伤地说，我的国家曾经叫南斯拉夫。相比起那哥们，至少这里还叫上海，并没有因为很多人下海了而改成了下海，这是我们的幸运。

——韩寒《青春》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有时候有加班工资，有时候没有，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辆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一旦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得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有社会保障，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以后对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二十五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五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一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卖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

——韩寒《青春》

这种朋友常常遇到几个陷阱——体己陷阱、功用陷阱和暗箱陷阱

——余秋雨《君子之道》

所有这些语法批评家一从单数“they”的反对者，到推特上的语法老师，再到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一有一些共同之处，即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纠正言语或阻止言语的改变。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每当语言改变时，像生活中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都会不禁感到有点坐立难安。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而大变化会让人们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40岁以上的人总是讨厌青少年俚语，因为它代表着新一代的崛起和对世界的接管。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一个快60岁的男人，最近告诉我他“讨厌”今天流行的很多俚语，比如“shade”（冒犯）、“lit”（炫酷）、“G.0.A.T.”（史上最佳)，因为“它们对改善英语没有任何帮助”。有趣的是，我可以保证40年前他的父母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批评他们瞎用什么“cool”（酷）、“bummer”（烦人）、“freaking out”（吓死了），可是这些短语现在都已经被广泛接受，在英语术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谁还记得它们一开始都是恼人的青少年俚语呢?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部分原因可能是，包括上述单词在内的很多词从理论上说已经去性别化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经“女性化”改造后的词。许多女性喜剧演员说，她们讨厌被人们称呼为“comediennes”（女喜剧演员）。“我不喜欢人们这样叫我，”《大城小妞》的主演伊拉纳·格雷泽2016年告诉Ell杂志，“人们会专门说‘doctresses'（女医生）吗？”赵牡丹t对此表示赞同：“我更喜欢被叫作脱口秀演员，不加‘女’。”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英语中，过于“女孩化”的后缀，如“-ete”和“-ess”，实际上具有明确的负面或贬低的含义。毕竟，“-ette”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女性词缀，而是用来指代小尺寸或者低价值的东西，例如“kitchenette'”（小厨房）、“cigarette"（香烟）。像“actress'”和“waitress'”（女服务员）这样的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过去这种加女性后缀的名词数量更多：“neighboress'”（女邻居），“singeress”（女歌手人“servantess”"（女仆，女侍者)、“spousess”（女配偶）、“friendess”（女性朋友）、"farmeress”（女农民），甚至的确有“doctoress”，这些都是中世纪英语中真实存在的词，但后来逐渐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有很多女性反对使用这些女性化的后缀，但也有人喜欢它们。就像有的女性非常希望自己的性别在“女作家”或“女科学家”等称呼中被突出一样，也有女性喜欢并认同性别倾向明显的“女孩化的”语法结构。不久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聊过，意大利语对雄性大象和雌性大象进行了区分——“elefante”是“雄性大象”，“elefantessa”是“雌性大象”——尽管我收到的评论中有一半表示这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收到了一些女性的留言，她们认为“-essa”后缀具有迷人的女性气质，丝毫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该研究中更常见的现象是，研究对象会反其道而行之，用男性性征俚语来指代通常被视为女性性征的身体部位，用女性体征俚语指代男性体征部位。在亚马逊电视剧《我爱迪克》（1LoeD沁k）的第一季中，一个名叫托比的女性角色为一个名叫德文的双性人角色口交，德文有一个会被医生称为“阴道”的部位，但托比进行口交时把德文的阴部叫作“cock”。YouTube跨性别主亚斯・伯蒂（Alex Bertie），把两腿之间的部位称为“dick”，尽管他还没做过手术。对跨性别者来说，用俚语认同自己的生殖器是一种惯用方法。齐曼说：“现在的很多跨性别者认为男性身体属于任何一个自我性别认同是男性的人。”女性身体亦如此。在某些案例中，跨性别者也会把不同单词混合起来创造新的单词一“boycunt'”（男孩屄入“manpussy'”（男人戾）和“dicklit'”（鸡巴阴蒂）就是齐曼接触到的其中几个词。齐曼说，使用这些词语是一种“收复身体部位并重新定义”的行为。“这是对身体部位进行重构的一部分，这些身体部位经常是不适感、不安感和自我排斥感的源头。这样做是将这些部位以新的方式与情爱关联起来…跨性别者无须真正消除与自我性别认同不符的身体特征。” 由此可知，如果一个人觉得“vagina'”、“box”、“snatch'”（捕捉器）“boning'”、“screwing”这些说法不能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身体或性别，同时让自己感到不适的话，他们当然可以把现有的性爱词汇扔出窗外，然后想出一套全新的表达方式。2015年，我问过我的一群顺性别女性朋友，如果她们可以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她们会起什么新名称。她们的回答有的蠢萌、有的骚气，比如“galaxy”（银河，星系).“pooka”（妖怪）、“freya”（弗蕾亚)、“V”、“vashina”("vagina”的变体)和“peach”。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科茨说，这些策略性的短语“说明女性会在谈话中敏锐地做出最小反应…这是一种成就，体现了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非裔美国人语言学者索尼娅·莱恩哈特曾告诉我，说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许多黑人社区中流行的一种系统化的方言——的女性尤其擅长做出最小反应。“你坐在一群黑人女性中间时，会发现她们的对话中有很多闲谈，很多的‘mm-hmm’、‘girl, you're right’（姐们儿，你说得对)，”她说，“黑人女性之间的谈话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立共识和团结。”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建立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人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记者安，弗里德曼（Ann Friedman）与她最好的月及、企业家阿米纳托·索乌（Aminatou Sow）共同主持过一档播客节目《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Call Your Girlfriend）。后来她写文详尽讲述自己收到了大量的仇根邮件，批评她在节目中使用了过多的模糊限制语。“像用指甲划黑板”是iTunes。上的评论者用来谴责她们的描述之一。2015年，弗里德曼在The Cu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为自己的语言习惯辩护，这篇文章触及了语言学家对模糊限制语的核心理解，但批评弗里德曼的那些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女性高超的交际技巧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不仅限于使用模糊限制语这一个方面。另一个被忽视的技巧被语言学家称作“最小反应”（minimal responses），指的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听者所说的诸如“yeah”（是的、入“right”（对）、“mm-hmm”（嗯嗯）等小短语，来表示科茨所说的“积极的倾听”。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一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像+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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