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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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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操作，她告诉过我发生在她这个车间的事情。有一天工作特别忙，女工们纷纷在抱怨腰酸背疼，一名男性管理员就站在一名女工身后，他就为那个女工捏了捏肩膀。通常，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事后，那名管理员被主管找去谈话，他已被控“性骚扰”。他当然为自己声辩，主管就拿出公司规定给他看，在规定上，建议所有的工作人员肢体“不接触”。因为，“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美国人，是一个个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约，地方法律的改变，往往需要经过当地的公民投票。一些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更要由立法来决定。比如说，是否可以发行彩票。我们刚到这个州的时候，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发行彩票的，之后，州长提出议案，以发行彩票集资改善教育，遭到另一部分人强烈的反对。经过大量的宣传和反宣传，老百姓两边意见都听了一年多，最后，公民投票通过，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州修改法律，这才开始发行彩票。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今年，有一张华语报纸引来了犹太族裔反诽谤联盟全美理事长的抗议信，抗议起因于这份报纸的两篇文章，一篇在报道一个华裔家庭受到房东不公平待遇时，在报道中口口声声把这个波兰裔的天主教徒房东称为“犹太房东”，这里的“犹太”只是被当作小气无理这样的形容词来用的。在另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里，一个华裔作者先是企图证明基督是被犹太人害死的，之后又提出十分“惊人”的观点，说是次大战中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居杀，反而使犹大人“"赚尽天下便宜这-次，没有想到犹太人也会看中文报纸，所以才号引出了这些抗议信。相信以后编辑们会小心得多。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华裔中间的，很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实际上，一些华裔看不起黑人，常常只是因为黑人比他们穷；他们讨厌犹太人，常常只是嫉妒犹太人比他们更有成就。在美国，年轻的一代和老一代明显不同，在老一代的美国人里，我遇到过好几个很好心的白人老头儿让我别理黑人，说他们很坏。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那里，你会感觉到六十年代民权法案以后美国教育的效果，至少，我问过我的每一个白人美国朋友，你们对于黑人是怎幺看的？你对于犹太人又有什幺看法？迈克和此尔的回答最为简洁，几乎是各种回答的概括和总结：我不以肤色和种族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华裔移民中，对于这个问题就很少有这样的理性思维。每个民族给美国带来了他们的长处，也给美国带来了他们独特的缺点。以我们熟悉的华裔来说，在学校里华裔优等生的比例远远大于他们在美国的人口比例。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百分之四十的一年级新生是亚裔学生，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在美国，这一点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是，他们的缺点有时只有华人自己才心里明白，一般美国人是不清楚的。比如说，在美国，任何一个售报机，都是一个铁盒子。所有的报纸都在里面，放一个硬币就可以全部打开，取一张之后再把它关上。我第一次买报的时候，塞进硬币，一拉开盖子，发...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那里，你会感觉到六十年代民权法案以后美国教育的效果，至少，我问过我的每一个白人美国朋友，你们对于黑人是怎幺看的？你们对于犹太人又有什幺看法？迈克和比尔的回答最为简洁，几乎是各种回答的概括和总结：我不以肤色和种族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华裔移民中，对于这个问题就很少有这样的理性思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一些电视记者去采访了许多黑人，发现他们对亚裔有一肚子的怨气，其中一名黑人牧师对记者说，这些亚洲人从不知什幺地方跑来，却要夺去我们的工作。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看了跑来气呼呼地说，这是美国，都是移民，他们自己不也一样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这幺搅作一团。结果这场骚乱成了种族问题新发展的象征，其特点居然是“少数民族歧视少数民族”！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幺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和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比我还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幺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幺买到的黑人，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者。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二群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幺，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在最近的信中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在这一年里，美国所有的人都在问别人或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在该案审判的不同阶段，在时而检方占上风、时而又是辩方占上风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一遍遍地提出来。后来，尤其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道，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966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不情愿的接触”是性骚扰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为了避免这一点，干脆“不接触”是最简单的。不仅异性之间有这样的问题，同性之间都是如此，因为社会上还有同性恋者。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办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我们的朋友塞林娜，她听到中国“文化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查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幺，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美国有许多人质疑死刑是否人道，是否能真正地遏止犯罪，同时，由死刑的问题还牵扯出许许多多的其他问题，比如，判定死刑的界线，究竟那些人应该处死？社会是否有能力承担死刑犯的庞大上诉费用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要以法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谨慎的。即使处于死刑，也要允许犯人有充分的再三上诉的机会，因此，每个死刑犯在宣判到执行，其平均等候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证人常常成为一个案子的关键，少了一个证人就输了一场官司。对于检方来说，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案子破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了，可是证人或是死了，或是跑了，你拿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更何况，“儿子”的大多数美国同学也个个都在“刷盘子”。“刷盘子”挣学费养活自己，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的年轻人，一般很早就有打工的经验，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试着打点儿零工。美国的家长有时为了从小锻炼他们的“打工”能力，甚至先让孩子从家务活儿“打”起，让他们承包一些家务，挣一些“小工资”。我刚到美国时，自己还没有割草机，房东介绍了一个割草的临时工。一会儿，只见一个男子用小卡车载了一个割草机来，车上还跳下来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卸下割草机，小卡车就开走了。留下来工作的是那个男孩。在土月的大太阳下制得满脸通红，挣一点零花钱。到十六七岁，除了很少的富家子弟，一般的美国年轻人都已经进入自立或者半自立状态，什幺都干，非常吃苦耐劳。我的朋友比尔就是十七岁完全自立的。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说起政府关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电视台在政府关门的时候采访了一些美国小朋友，问他们对政府关门有什幺看法，一个小孩子很自然地就说，他们（指总统和议员们）拿了工资却做不好工作，应该把他们给解雇了。一副理所当然的“小主人”的态度，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教育。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简单的交往。不论一个大国看上去有着多幺坚硬的外売，它的人民都是一个个平平常常，而再大的大国也就是这些平常人组成的。当人民成为朋友，交流变成友谊，相互了解自然就开始了。任何一方，能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总是一件好事情。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朋友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国家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惯，男孩成年的标志，就是在生日那天收到父亲送的一把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也发现，美国的言论自由重点，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在朋友面前、在会议上，甚至站在大街上直述观点而受到保护，也不是他可以放心地在日记书信里写下自己的真实感想，而是可以在公开的出版物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进一步的新闻出版自由。它的关键就是免预检制度。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看上去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尽管以前知道有这幺回事，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他们居然是在“玩真的”，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有知识就有知识，没文化就没文化，也觉得够悬乎的。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法律博士一大雄，为什幺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出了名的“现代国家”，怎幺会“落后”到依靠“乌合之众”来判案的地步呢？我曾经和朋友迈克尔讨论过陪审团。他说，在这里，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它的弱点，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们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群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幺，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我逐步理解了美国人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原则，他们一般来说，对刑事案件的审判从来不持有完全“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会发生一些情况使大家都难以判别，在这种情况下，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宁可放过干不可错杀一个”！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想起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处处强调个人奋斗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尊重和宽容，而不是冷酷的争夺。当然，我早就说过，在美国什幺人都有，其中不乏自私自利和惟利是图的人。但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基调。在美国，个人意愿和社会公德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社会公德心在这个“个人至上”的社会反而非常普遍。公共场所于净整洁，公共设施完全可靠，公共秩序井井有条。来美国几年，不仅没有看到公共场所的争吵，甚至没有看到过争先恐后。刚从国内来的人，出去购物游览，在排队付钱、上车等等时候，都会让同行的家人或朋友不断关照，“等一等”，“别抢先”。我们在国内已经习惯了抢先，不抢先就上不了车、买不到票在这儿是要互相谦让的，争先恐后让人侧目，因为这不尊重别人。尊重个人生命、个人生活、个人意愿、个人意志，具体来说，要别人尊重自己，同时自己也首先要绝对尊重别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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