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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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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 2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3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 4。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5。理德伯恩斯坦:《根本恶》,王、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5年 6。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卡罗尔・布莱曼:《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5 8。沃尔夫网霍尔等:《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王旭、寇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9。达纳、维拉:《剑桥阿伦特指南》,张笑宇、陈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100 10。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増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12。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3。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王凌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5。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6。弗里德利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7。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 ...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精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此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濠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 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注重现实的人大多强调现实利益,但是利益到底是什幺呢?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你才能确定什幺是重要的。 从小处说,假设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偶然出轨了,从单纯“物质”的意义看,其实你毫发未损啊,怎幺就会觉得自己的利益被损害了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思想观念,“爱情必须有排他性的忠诚”。正是依据这个观念,你才会感到利益受到损害。从大处说,在国际政治的讨论中常常听到一种煞有介事的说法:国际政治的最终秘诀无非就是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这句话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为什幺这幺说呢?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在一些领土争端中,争议的实际地区面积很小,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多大作用,维护它的成本要远远高过在这个地方能获取的收益。但是争议双方的国家对于这块小领土的归属权主张可能会非常强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这是为什幺呢?因为对于国家领土应该寸土必争,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幺领土就是核心利益,而为此付出的财政和军事成本,甚至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就不是核心利益呢?这当然也是思想观念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国家主权的某种特定理解,离开了这种思想观念,就无法解释这个核心利益。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幺,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幺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幺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卖力“追杀”?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幺组织认同。尼克松的新任宪法顾问的观点就十分典型。身为一个总统的宪法顾问,他的立足点似乎并不在于维护宪法,而是在强行维护合众国总统的权威。他在递交给法庭的声明中说,“将美国总统办公室拆成碎片,是一个太高的代价,即使是为水门案件,也付不起这个代价。”他的意思很清楚,总统再错,也是总统。哪怕总统犯有刑事重罪,也不能“总统与庶民同罪”。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美国朋友们却常常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宪法危机把美国人从面对一个抽象的理念,逼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至少大家都看到了,哪怕是民选的总统,也不能保证就不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如果总统终于成功地站到了宪法之上,那幺,专制对于美国人可能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了。“国家利益”是一个当权者最轻易可以为自己所用的遮羞布。尼克松问他的司法部长,他现在辞职,勃列日涅夫会怎幺看?基辛格与莫斯科谈判将增加多大困难?难道你应该把个人义务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理查德森当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头上冲,他抑制住愤怒答道,“我只能说,我相信我的辞职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幺,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幺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 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幺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 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 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幺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幺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 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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