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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朋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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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男性和女性说脏话的动机是不同的。斯特普莱顿让她的每个研究对象坐下来，让他们自我报告他们说脏话的缘由。她收集了他们的回答并按主题进行分类，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图表中，图表见下页。以下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几点：首先，在斯特普莱顿调查的男性研究对象中，大约有一半报告说他们说脏话是出于习惯，或者出于“男人理应说脏话”的期待。相反，很少有女性这样报告，女性研究对象将说脏话描述为她们个性的一部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说脏话，我也会这么说）。她们的理由与男性认为说脏话“是正常的，是符合期待的”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结果既微妙又重要，因为这表明女性意识到她们说脏话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也许有些反常的怪癖，不会像男性说脏话那样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符合期待的。因此，对女性来说，说脏话在构建某种特定类型的身份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女性研究对象给出的说脏话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表现亲密和信任，但没有任何一个男性研究对象提到这一点。女人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她们会因为说脏话而惹上麻烦，或者至少会被别人侧目。斯特普莱顿说，女性“受到的环境限制比男性更大”。女性需要在某一特殊人群中，而且通常是在私人空间里，才能不受评判地自由说脏话，也就是说她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才能卸下她们的语言过滤器。在某些情况下，说脏话可能是女性朋友之间团结友爱的一种行为，而在男性之间通常不是如此。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然而，在以上分析结果中还有一个问题：英语使用者中不只男性会默认并坚持这种潜规则，女性也是如此。女性也一直用“honey”（蜂蜜；宝贝)入“cupcake”给别的女性贴标签，还总相互调侃“sluts”、“hos”和“cunts'”。这是为什么？舒尔茨说：“显然不是女性自己创造了…这些诨名。”她们也不是第一个把男性描述成“pussies'”和“is”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附和它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以“buddy”（兄弟）和“sissy'”（姐妹）为例，今天我们会用“sissy”来描述一个柔弱或过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义词。许多人以为“buddy”和“sissy'”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实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de”（姐妹）的缩略语。只不过后来男性相关的那个词经历了词义转褒；而与女性相关的那个词与之相反，被冲进语义的马桶，落入了如今的贬义污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p034-035虽然我很讨厌在吵架的时候被骂“bitch”，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会主动使用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别诨名并且乐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义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称呼彼此。说来有点惭愧，不过我也觉得像“tart”和“hussy”这样的词说出来很有趣。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和“dyke”(女同性恋)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一一包括“boob","tit"""dude"和“fuck”(肉)-都既简短又含爆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塞辅音(stop consonants)-一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一而且这份爱会持续一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间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日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不期望男人更了解她们，也不期望男人明白他们所说的话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她们切实期待其他女人能做到这些。斯特普莱顿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女性很少无缘无故地说脏话。她们说出种种脏话并不是因为她们“被社会期待”这样做，也不是为了下流而下流。女性说脏话仅仅是为了逗人发笑，为了给自己打气鼓劲儿，为了与人亲近，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人。对于女性来说，选择接受哪些脏话，拒绝哪些脏话，是女性气质讨论中需要持续协商的一个问题。正如斯特普菜顿所写的那样：“除了挑战针对女性气质的社会规范外，‘脏话'的使用还可能构建并实现‘做女人’的新模式和新类型。”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对女性与朋友如何使用"bitch”和“ho”的观察表明，女性说脏话不是对男性说脏话的简单模仿。恰恰相反，女性是在模仿她们欣赏的其他女性，那些桃战了温良有礼的“淑女”刻板形象的女性，比如崔娜和蕾哈娜。以及她们身边的飒姐们。说脏话是女性弄清自己是哪种女人的种方式，是用她们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女性气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些细微的语言调整会促使人们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多元性的接受程度提高吗？强迫人们说“hi，folks'”，而不说“hi，guys”，或者让人们称呼伊冯娜·布里尔为“工程师”而不是“女工程师”，真的能从整体上改变人们对性别的看法吗？语言学家承认，这在实践中很难判定。然而，我们清楚的是，即使改变我们自己的语言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语言却可以。例如，假如有餐馆规定店内不能再称呼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某某夫人”“某某先生”，而是统一使用中性称谓“顾客”和“Mx”，肯定会有某个服务员从心底反对这种规定。但是经理会让这个服务员遵守规则，对餐厅的顾客一包括小孩子一使用中性称谓，那么听到这些称谓的人很可能就会受到积极影响，就算说话者的想法没变化也不重要。世界上确实有些地方实行了这种规定，并且起到了效果。2017年，Vice传媒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瑞典幼儿园里两名儿童的成长，他们是AMAB，但名字中性，留着长发，被允许玩他们喜欢的任何玩具，从恐龙到指甲油什么都行，玩什么玩具跟他们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在瑞典，自1998年以后，学校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与此同时，政府会资助“性别中立”的幼儿园，在那里你会发现老师叫孩子们“朋友们”而不是“男孩”“女孩”；课堂教学使用的是中性的工具，例如大自然和橡皮泥；用毛绒动物替换掉了玩具娃娃；书中对人物的描绘也挑战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比如女性海盗、女同性恋国王、背着婴儿惩恶扬善的蝙蝠侠。毫无疑问，瑞典女火箭科学家的讣告开头也绝不会是“她一直陪伴在工作经常变动的丈夫身边”。话说回来，《纽约时报》那位撰写伊冯娜·布里尔讣告的专栏作者，不出大家所料，是个男的。自现代英语出现以来，新闻业就像大多数涉及语言的正式行业一样，一直由男性主导。但是，如果摆脱了男性和男性的影响，语言听起来会是什...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在谈话中用来创建联系的另一种策略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提问，这也被误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按照拉科夫和大多数讲英语的人的标准，如果一个女人问“太多”问题——其中包括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例如“现在该去吃晚饭了吧？”，以及句尾附加问句”，例如“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那是因为她胆小怯懦。但珍妮弗·科茨的研究表明，在女性专属空间里，提问——包括陈述式问题和句尾附加问句——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具体操作例如：一群女性朋友就一个话题——比如她们去过的音乐会——开始谈论她们的不同经历，她们可能都在分享自己曾见过某音乐人的故事，这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嘿，姐们儿，你去年不是见过蕾哈娜吗？”或者：“你去看的那场带有狂舞区的精彩演出叫什么？”科茨发现，当男性互相提问时——他们和女性一样频繁地这样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缺乏安全感——他们通常是在询问信息和寻求答案，但就女性来说，提问具有不同的作用。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全女性对话之所以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是因为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而且她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符合这一要求。“女性不提出寻求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说话者‘知道答案’，是一个内行。”科茨解释道，“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因此也会避免导致谈话失衡的言行。”女性的谈话也有独特的轮转结构，科茨把这种谈话风格比作即兴演奏会。“一场即兴演奏会的决定性特征，”她说，“是整个会话同时对所有参与者开放。”在这类会话中，你可能会听到几个人同时在说话，相互重复或者复述对方的话。谈话中的所有人都在共同构建交谈的意义，所以“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的规则在这里不适用。“几个人同时说话并不会影响理解，”科茨解释说，“相反，这会促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描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的是一种生理性别，包括外生殖器、染色体、性腺和其他生殖器官这些性征。与此同时，“woman”是一个只用于描述人类的术语，指的是一种社会性别，这是一个由文化创造的、更复杂的概念，下文会试着解释一下。通过给一个人贴上“stupid，crazy female”的标签，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的智力缺陷与她的外阴、XX染色体、子宫等有关联，仿佛她身体所属的生理性别类别导致了那些负面特征。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问题是“woman”和“female”语义辩论中最关键的方面之一。我们应该用“woman”这个词来描述社会性别（与文化和概念相关的东西）吗？应该用“female”来描述生理性别（与身体相关的东西）吗？为什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必须首先阐明区分的重要概念？此外，为什么我们现有的描述它们的词都那么模煳不清？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 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 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为什么这么多女性愿意使用这些令人不快的、男性发明的隐喻来互相贬低，却从未问过其中原因？我先说个简单的答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但是我也有一个略微复杂的答案，即上述现象的真正成因是女性更擅长倾听。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家萨利·麦康奈尔-吉内（Sally McConnell-Ginet）认为，总的来说，女性更善于捕捉与她们交谈的人的想法、感受和观点。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棘手的是，这通常会给男性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把自认为合理的特定隐喻投射到我们文化的集体词汇中，仿佛只有他们的视角是重要的。麦康奈尔-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牛津大学的语言学家德博拉·卡梅伦在英国国家语料库（这是一个综合数据库，包含从各种来源收集的超过一亿个书面语和口语单词，该语料库台在提供20能纪末英国英语的代表性样本）中找到了证据。扫描数据库之后，卡梅伦发现当人们使用“female”而不是“woman”作为名词时，通常是在明显的负面语境中。例如：1.My poor Clemence was as helpless a female as you'd find in a long day's march.(我可怜的克莱门丝是众多历多长途跋涉、绝望无助的弱女子之一。) 2.Stupid,crazy female"was all he said as he set about bandaging it.(“蠢婆娘！疯婆子！”他一边包扎一边说。) 3.A call yesterday involved giving the chatty female at the other end one's address.(昨天在电话里把地址给了听筒那头的长舌妇。) 这些例子都包含说话者对被谈论者的贬损。尽管就算鬼“female”这个词换成 “woman”，他们的表述仍然带有侮辱性，但是会像卡梅伦说的那样“少了几分毫不掩饰的轻蔑”。语料库数据还显示，“female”作为名词，几乎从来不用于褒义语境，你不会听到有人说：“My best friend is the kindest，most generous female I have ever met.”（我最好的朋友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女性。）为什么在故意贬低女性的时候，说话者经常选择使用“female”这个词呢？卡梅伦推测，这可能是出于想攻击女性在生理结构上有缺陷的心理。这句话的意思是，“female”是一个用来措述动物躯体的科学术语，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然而，无论我们最终做了多少研究，汇编了多少语料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女性最纯粹的谈话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杭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 ”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格。“我们当中设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不期望“vagina”“penis'”这两个词，以及那些欠妥的俚语代称完全消失。但我喜欢鼓励女性和性别酷儿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描述性和他们自己的身体，不用在意医疗专业人士、电影或色情片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如从第一步，对性伴侣使用我们选择的词语开始，接着在生活中对我们的朋友使用它们，然后把它们带到互联网上，看看结果如何呢？也许这些词背后的含义会逐渐渗入文化意识当中，终有一天，把阴道叫作“VCVC”和“sex sheathing'”（性爱鞘）会跟“snatch”和“screw”一样普遍。也许用自己造的词给自己的身体部位重新命名的想法终究会流行起来。也许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随之而来的最终会是性权力天平的重新平衡。VCVC：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性发明的短语是朗朗上口的复合短语“vaginal-cliteral-vulval complex”（阴道-阴蒂-外阴复合体），或简称“VCVC”。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即使在女性感觉最放松的时候，社会期待仍然盘旋在她们的头顶上，导致她们总是下意识地检查自己和其他女性的说话方式是否过于“后台”。科茨回忆起她录音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透露说，她幻想她班上的一个男孩“把发胶涂在他的阴毛上，然后梳毛”，此时她的一个朋友以不赞成的口气惊呼道：“劳拉！”不论谈话对象是谁，女性总有保持“正常”和“友善”的压力，这也是一直阴魂不散的桎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彻底摆脱保持某种前台姿态的需要。”科茨说。“在后台谈话中公开展示颠覆传统女性气质的另类言行是否只是为她们在前台表演中遇到的挫折提供一条发泄途径，从而使异性恋父权秩序得以延续？这还有待观察。”她在1999年写道，“或者说，这种后台谈话可能是她们为新的前台表演所做的排练预演？”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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