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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情爱崇拜是受难崇拜(受难被当作庄严的最崇高标志,如十字架意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从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东方人那里找不到给予情爱的那种相同的评价,因为我们在他们那里找不到给予受难的那种相同的肯定评价。[对他们来说] 受难不是庄严性的标志,毋宁说,一个人的庄严性,是由他躲避或超越苦难的惩罚的能力来衡量的,是由他获得宁静和均衡的能力所衡量的。与此不同,我们所继承的那种感受力把精神性和庄严性等同于骚动、受难和激情。两千年来,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间,受难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时尚。因而,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不是情爱,而是受难 - 更确切地说,是受难带来的精神上的价值和好处。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艺术作品,只要是艺术作品,就根本不能提倡什幺,不论艺术家个人的意图如何。最伟大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高度的中立性。想一想荷马和莎士比亚吧,一代代的学者和批评家枉费心机地试图从他们的作品中抽取有关人性、道德和社会的独特“观点”。……对艺术作品所“说”的内容从道德上赞同或不赞同,正如被艺术作品所激起的性欲一样(这两种情形当然都很普遍),都是艺术之外的问题。用来反驳其中一方的适当性和相关性的理由,也同样适用于另一方。就题材消失这种观念而言,我们或许只有唯一的一个严格标准,来把作为艺术的色情文学、色情电影或色情绘画与那些姑且称作“黄色物品”(因缺乏一个更恰当的词)的文学、电影或绘画区分开来。黄色物品有“内容”,而且有意对其进行设计以使我们与这种内容发生联系(带着厌恶或者欲望)。它是生活的替代。然而艺术并不激发性欲;或者,即便它激起了性欲,性欲也会在审美体验的范围内被平息下来。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引起沉思,一种动态的沉思。无论读者、听众或观众在多大程度上把艺术作品中的东西暂时等同于真实生活中的东西而激动起来,他最终的反应——只要这种反应是对艺术作品的反应——必定是冷静的、宁静的、沉思的,神闲气定,超乎义愤和赞同之上。有趣的是,热内最近说,他现在认为,如果他的著作激发了读者的性欲,“那这些著作就写得太糟糕了,因为诗的情感是如此强烈,读者哪会被激起性欲呢?即便我的著作是黄色的,我也不会厌弃它们。我只会说我缺乏优美罢了。”艺术作品可以包含一切种类的信息,并以新的(而且有时是大可称道的)态度提供指导。我们或许可以从但丁那儿了解到中世纪的神学和佛罗伦萨的历史;我们或许是从肖邦那儿第一次体验到了激情的忧郁;我们或许是通过戈雅才相信了战争的野蛮性,通过《美国的悲剧》才相信了极刑的非人道。但只要我们把这些作品当做艺术作品来对待,那幺他们给予的满足就是另一种类型的满足。它是对人类意识的品性或形式的体...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非常同意有的小说需要你有更多的经验,才能够去欣赏。然而两年前,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完还是和我十几岁时的感觉一样,深感震撼,甚至比那时更觉得震撼。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最震撼人心、富有激情、启人深思、崇高伟大的作品…读完之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感觉自己都是飘着的。我想,这真是难以置信,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幺应该活着了!我这幺多年里都没有再去读这部著作,但我的感觉和十七岁读的时候一模一样。我觉得《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阅读的书,而且读的时候总觉得有所收获。但是,比如像《红与黑》或《金钵记》则要等成年以后再去阅读。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40年来,公众对桑塔格的解读儿度分裂,她被截然不同的词汇描述着:引发激烈争议的,虎头蛇尾的;创造性的,无创意的;幼稚天真的,深奥难解的;亲切随和的,冷漠超然的;高人一等的,民粹主义的;清教徒般的,纵情享乐的;真挚诚恳的,矫揉造作的;禁欲主义的,浮华奢侈的;左翼激进的,右翼保守的;深刻的,肤浅的;热情的,冷血的;傲慢专断的,犹豫不决的;明晰的,模糊的;狂热的,理智的;疏远冷淡的,溢于言表的;中肯的,过时的;模棱两可的,坚持不懈的;狂欢的,忧郁的;幽默的,古板的;冷漠的,激情的;刚愎自用的,性情和顺的…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在那个令人生畏、固执己见和广纳博采的面具背后,是另一个桑塔格,更温和、更脆弱,我们对她仅略知一。”《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查尔斯·麦克格拉斯在悼念塔格的文章中写道。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认为爱情的观念经历过如日中天的发展,从而才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约定俗成的意涵。爱情是性的一个版本,但也有很多关于情色、浪漫激情的例证——在古代和东方的文学当中就可以找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就有浪漫之爱。我的意思是说,人们那时候就知道迷恋另外一个人是什幺滋味。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爱情让我着迷之处在于,它关系到所有的文化期待和被赋予的价值。我的恋爱关系从来没有短于几年。我一生中恋爱的次数很有限,但是每一次恋爱都一直持续到因为某种灾难而结束。我不知道一个星期的爱情是怎幺回事。当我说我在恋爱,就意味着我的整个生活都和那个人一起:我们同居,我们是情人,我们一起旅行,一起做事情。我没有跟没上过床的人恋爱过,但是我认识很多人说他们曾经跟没有上过床的人恋爱。在我看来,他们所说的意思是:“我被某个人吸引,我幻想他/她,一个星期以后幻想结束了。”但我知道我是错的,因为我自己的想象可能有局限。我认为在文化上,女人在男人的性生活中扮演了一种约束力量。异性恋男性不可能像同性恋男性那样滥交,因为他需要应对的是女人,女人要求的不只是两分半钟的激情。她们还想共进早餐。跟其他事情一样,性是一种习惯,你可以习惯于与感情无关、来得容易去得快的两分半钟的激情。我认为性冲动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人们一生中都会经历性欲的衰退和复苏。所以我认为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的不是性,而是力量。回想一下有多少次性欲是通过展示力量的冲动来满足的,而且性有时候被当成一种文化上认可的方式,来对抗不安全、缺乏价值和吸引力的感觉。性承载了太多其他价值,当你从事一次性行为,同时意味着许多其他形式的肯定和破坏——你跟谁在一起,对方是什幺样的人——你可以理解人们为什幺想要逃避,为什幺他们要寻求自己认可的方式,为什幺把性和爱联系起来。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癖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和癌症不仅一直被用来表达有关污染的恐怖幻象(如梅毒一样),而且被用来表达有关力量、虚弱以及有关活力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情感。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因此,波德莱尔于一八五二年在《异教徒学校》一文中指出:“对艺术的疯狂激情,是吞食其他一切的癌瘤……”)。结核病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可以意指灾祸,又可象征高雅。癌症却从来就只被看作灾祸;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论是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与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患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应有的惩罚,而把它当作内在自我的发泄,这看起来似乎不那幺有道学气。但结果却证明,这种看法有同等的道学气和惩戒性,甚至有过之。那种认为疾病是人格之表达的浪漫观点,不可避免地与那两种现代疾病(过去的结核病,现在的癌症)一起被引申开去,从而断定人格可以诱发疾病—这是因为,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了,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落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这里所说的是“肝火”,它可不那幺容易被罗曼蒂克化。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此外,这种激情,尽管通常表现为爱情,但也可能是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激情。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人可能被描绘得富于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绘是,他们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正如这一幻象的当代升级版本所表现的那样,易患癌症的人是那些情欲欠缺的人,或那些肝火不旺的人)。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一八五一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玻璃大展厅为喻,称之为“无人居住的水晶宫”),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 词与物、现象与本质在这里发生了两次分裂,以致词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物,而现象再也不是本质的再现,而成了一些语言泡沫 “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 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唉,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 。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 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 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霍乱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回过头来看,它使复杂的自我简单化了,把自我降格为对带病环境的屈服。而结核病却使人有个性,使人从容地面对这一环境。 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 对政体不应该过度施以药石;不应该为每一种混乱都寻找到一剂药。 对马基雅弗利来说,是预见;对霍布斯来说,是理性;对沙夫茨伯里来说,是容忍 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们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一类有效的治疗方式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而强化了对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完全无用的治疗方法的迷信) 导致艾滋病的那种不安全行为还不仅仅被判定为嗜好而已。它是放纵,是犯罪—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和被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 艾滋病给人带来...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有关结核病的神话与有关癌症的神话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被或曾被理解为热情病。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识: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挚爱的意向,“耗人”的热情的意向——就已经被使用。从浪漫派开始,该意向被倒转过来了,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与范尼·布劳恩彻底分手后,济慈在一八二零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伤心欲绝的信中写道:“即使万一我有望[从结核病]康复,这种激情也会致我于死地。”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任务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了,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这里所说的是“肝火”,它可不那幺容易被罗曼蒂克化。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识是癌症的诱因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论是有关肺结核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富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和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换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然而,对一种据认为源自情感压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耻辱了。那种把癌症当作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归咎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意。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脾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 (p. 37) 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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