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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春节时会大规模返乡。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不自然的，有违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大量劳动力被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起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幺，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是走向汇聚还是分离呢？早在1964年，加拿大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地球村”（global village，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但我觉得这个比喻只说对了一半。全球化造就的不是地球村，而更像是一个“地球城”（global city）。汇聚到这个“城”里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干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城市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差异中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过去大家各自住在自己的村庄里，最多是听说外面还有一些别的村庄。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城之中，甚至就住在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拾头见，彼此之间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于是，难免有人会想，干脆散伙，不要一起过了吧。“脱钩”似乎就成了一个现成的选项。 可是，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幺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人倾向于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着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如果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那幺对于许许多多达不到信仰的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P65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可是，我们真的能相互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幺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 是的，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居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这个“地球城”是我们唯一的世界。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拾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古代人的视角是什幺呢？打个比方，人们常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那幺古代人的视角就很像是“胎儿”的视角，是在母亲的子宫内部来看母亲，看待自然世界。现代人呢？当然也是大自然的孩子，但已经是分娩之后的孩子，不仅离开了母亲的子宫，而且长大成人，可以站在母亲的对面来看待自然世界。在观念上， 现代人可以想象自己站在自然世界之外，用一种面对面的视角来考察自然世界。你肯定猜到了，这个观察的视角就是现代科学的视角。 古代人看自己的方式是群体性的，个人与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可能常听人说，中国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这是错误的俗见。古代的西方文明同样是群体优先的，个人首先是群体的一部分。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入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 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车”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这很好理解，现代人的迁徙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移居。人们自愿地迁徙工作、财产和居住的所在地成为日益明显的趋势。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迁徙流动的范围甚至突破了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这种地理上的广泛流动必然使人们对居住地的感觉大为削弱”，对单一的故土与故乡的忠诚被淡化，代之以对“外面的世界”的新探索。当然，社群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社群的归属感也未必凝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但是“当它们永久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它们往往更为成功”。因此，地理上的流动使得“社群感的重要性似乎下降了”。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收入、教育和社会等级）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辈相左。过往“子承父业”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系。现代社会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过着与父辈相当不同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社群的信仰与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的。如果对自我的理解来自一种叙事，那幺今天的人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讲述截然不同的故事。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现代社会的分居、离异和再婚比例比传统社会要高得多，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这意味着孩子们更有可能从属于不同的家庭，也就难以从“一起生活的成年人那里听到连续的或同样的故事”。由于家庭是个人的第一个社群，也是第一所种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学校”，所以这种流动性必定具有反社群主义的后果。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人们的政治信仰会有更多的变动，对特定党派的忠诚也不再稳定。随着居住地、社会地位以及家庭成员身份对形成个人认同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人们对领导、组织、党派、俱乐部以及城市机构的忠诚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那幺对于许许多多达不到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也是观念性的。个人当然永远生活在群体关系之中，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与世隔绝的孤立个体。但是，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就是，你不是被绑定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之中过完这一生的。在古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之中。因此，你根本不能想象，离开这个社群你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幺样，因为你的物质生活依赖这个群体的供给，你的精神生活也是亲朋好友邻居塑造的。在这种处境中，个人深深地嵌入在社群之中，“个人主义”的观念是匪夷所思的。 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入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组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于是，难免有人会想，干脆散伙，不要一起过了吧。“脱钩”似乎就成了一个现成的选项。可是，我们真的能互相分离吗？我们能够承受离开地球城的代价吗？就像你“逃离”了大城市，就能回到梦中的故乡吗？并没有这幺简单。不少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他们已经深深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就是想回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看，我们都穿着阿富汗长袍，我们只穿阿富汗长袍，我的孩子也是，我们从没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故乡和异乡---人对一方土地是依恋多幺难以解释！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新加坡，学校。”她又说。她儿子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念书，相册里的照片是他托人捎回来的。那些小电器也是他托人捎回家的，一直被当作纪念品珍藏在箱子里。照片上的小伙子二十岁左右，明亮的黑眼睛，瘦削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铁青下巴，整洁的带着熨痕的衬衣和牛仔裤。他和打扮、肤色各异的同学在长条木桌旁碰杯，在装饰豪华的酒吧里唱卡拉OK，勾肩搭背地站在各式精美的建筑前面。他坐在简单干净的学生宿舍里，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幅英文的阿富汗地图，桌上是各种厚厚的词典和书籍。在迪士尼，他像其他游客一样怀里抱着只大大的米老鼠玩具，俯下身凑到镜头前微微笑着。 他的脸年轻而忧郁，眼睛黑得像个内核，里面种着忧郁的种子，偶尔露出的笑容也很清淡。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在异邦过着西化的现代生活，面对都市的繁华、物质的丰富以及各种诱惑，他将怎样回想家人和这个战乱而贫穷的国家，又将怎样平衡内心里祖国和异国、故乡和异乡的位置？就他的年纪而言，大约会有些困难。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脸上挂着难以描述的笑容。无论外观有何种改变，人的心里总还是有一个不变的家乡，总还是欢迎别人去他的家乡看一看，即使他已经不在那儿生活了。面然自，股酷暗，减出天阶变章出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故乡也准备过年了，人们忙得很；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在后园的平坦处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殳的眼睛。“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 “为什幺呢？”我无端地这样问，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
——鲁迅《故事新编》
“有人说是因为那里风很大，所以语尾非常短，因为风声会打断语尾。”就这样，仁善的故乡只剩下她教给我的方言——语尾简短——以及因为想念人而喜欢看篮球比赛的像孩子一样的奶奶形象。我刚辞掉杂志社工作的年底，作为中间不夹杂工作的单纯朋友，我第一次和她一起待到晚上。岁末的夜晚，我们在一个位于车辆不多的双行线道路边、有着落地窗的面店一起吃了面。我记得当时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人的年龄就会增加一岁的事实非常沉重。“下雪了。”听到仁善的话，我咬断面条，朝窗外望去。“没下啊。”车子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随后，一辆车驶过，前照灯灯光照耀的黑色空中闪烁着如盐粉般的雪花。
——韩江《不做告别》
你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河边度过的，所以就算懂事后，在首尔见到了月影应该没有用心看，是这样吧？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个喜欢看月影的人，跟他说说那些孤独的故事，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你。 看着所有的事物都被无数条光线照射，交错出多重影子，那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站着吧。直到忽然发现其中月亮垂悬下来的朦胧而温暖的影子，那个人会在那条路上干什幺呢？在笑吗？是刚刚决定不再强忍哭泣的那一刹那吗？那夜晚那个人几岁？算是第几次重生？
——韩江《植物妻子》
妈妈，那时真没想到会带着一张衰老的破脸在这陌生人群攒动的城市中流浪。如果说在故乡不幸福，在他乡也不幸福，那我该去哪里呢？
——韩江《植物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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