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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敏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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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在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说一说这两个标准存在哪些根本上的差异。这个国家的有些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那里的人们往往要穿上好几件衣服才能御寒，小孩子穿的衣服更多，他们被包裹的像一个圆球，摔倒之后，甚至都爬不起来了。然而，我们从未听到过一个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着装有什么不舒服。换作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只要有一点束缚，我们就会绞尽脑汁地甩掉它。新生儿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可是即便是新生儿，他们也是随便地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会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难怪中国会有那么多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中国的房屋一到晚上，就昏暗得令人难受。当地人使用的那种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让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东西。关于煤油的便利，他们也知道，但大部分的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持续到今天，都是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再加上对舒适生活的根本漠视，使他们从没有想过要去看得更清楚。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一句表达祈使意义的话来处理事情，比方说“雨停了再说”。官方的机构可能例外，但对其他人来说，活动应该随着天气和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哪怕是紧急的公务，在这些习惯语面前也变得脆弱无力。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擅作主张的跑进了哨所避雨，看不到一个人在雨天站岗。他们都在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死亡人数要多上好几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一场阵雨，完全有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好的保护伞。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5分钟之内，便足以...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人一旦有了自尊心，就会变得像蒲公英一样敏感。你吹一口气，它就炸了。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

作者用文字构造了如同电影般一幕幕的分镜画面，温柔而细腻地讲述了或许是许多人都不敢轻易流露的内心空缺、不敢轻易展现的敏感和胆小。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美莉努力从母亲的语气、表情、动作中，寻找 “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 这一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就像一只在主人餐桌下等着捡吃碎末的小狗一样努力。如果找到母亲爱自己的小小证据，她就抓往那个微小的东西，赋予极大的意义。哪怕是通过这种方式，她也要让自己归属于那个信任共同体，她不想成为一个连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母爱都没有得到的人。这种态度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她成了一个对别人的语气和表情都非常敏感的人。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说完，美莉不再吱声。世人也和贤珠一样，他们的合唱让美莉变成一个敏感的人。美莉努力从母亲的语气、表情、动作中，寻找“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这一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就像一只在主人餐桌下等着捡吃碎末的小狗一样努力。如果找到母亲爱自己的小小证据，她就抓住那个微小的东西，赋予极大的意义。哪怕是通过这种方式，她也要让自己归属于那个信任共同体，她不想成为一个连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母爱都没有得到的人。这种态度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她成了一个对别人的语气和表情都非常敏感的人。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也许是你妈妈不擅长表达自己的心意。美莉，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已的孩子。” “你说得对。” 说完，美莉不再吱声。世人也和贤珠一样，他们的合唱让美莉变成一个敏感的人。美莉努力从母亲的语气、表情、动作中，寻找“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这一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就像一只在主人餐桌下等着捡吃碎末的小狗一样努力。如果找到母亲爱自己的小小证据，她就抓住那个微小的东西，赋予极大的意义。哪怕是通过这种方式，她也要让自己归属于那个信任共同体，她不想成为一个连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母爱都没有得到的人。这种态度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她成了一个对别人的语气和表情都非常敏感的人。遇到贤珠后，美莉才明白爱是种很明确的事实。爱并非一种需要努力找出证据的痛苦劳动，不是一种走进某人的内心深处，在黑暗中瑟瑟爬行的探索，也不是一种只有证明了自身价值才能艰难得到的补偿。爱是自然的、温柔的。是贤珠教会了她这些。和贤珠在一起时，美莉感到十分有安全感。贤珠认为美莉只要在自己身边就够了，从不要求其他。

——崔恩荣《即使不努力》

我想说点什么，却连下巴都动不了。仿佛只要动动下巴开口说话，眼泪就会掉下来。我这才看清外公瘦削的脸。我知道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皮肤也在渐渐变黄。我以为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只是他的老化来得稍微快了点儿。我对自己那么敏感，却对外公的情况如此迟钝。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

阮阿姨满是爱意的视线里妈妈是心里充满爱的人。那被别人指责为敏感、抑郁的气质，被阮阿姨说成细腻和特别的情绪能力，她是唯一一个以这样的方式理解妈妈的人。在阮阿姨满是爱意的视线里，妈妈是理应得到爱的人。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

我一直知道这愚蠢但是其实还是有点为自己的变态的敏感而自得所以不肯改变吧，是不能改变么，是生理性的么，是天生的么一一怎么想到这里也仍然还是一种骄的心情这太可耻了一一但是即使是天生的也仍然可以想办法减少它的发作、不被它支配、免于沉和瘫痪啊。也许天性不能改变，但是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增量来平领它，遮蔽它，这不也是设想过许多次在理论上觉得非常自然又正当的一条光明大道么！怎么从来没有当真过！让理性，是的理性，也没有更好的词语了，让理性支配我吧！先让理性强健起来吧！好比在泥沼中铺设道路！荒原上建设城市！我们从来都是在大自然中建造一个由我们自己支配的人造的世界以便驾驭大自然！我们也必须在本能的荒原上建设理性的城市以抵御荒原的威胁并且开采它利用它！这比喻跑得太快底下好像踩虚了！当三娜回头照看，试图辨别激昂的宣言底下是真正的信心还是修辞的虚亢，她感到她似乎可以抉择她将看到的是什么因此那目光本身疑起来。她意识到了这一切。真的信心到底是藏在哪里？是在我的目光中还是在宣言被审视之前在它发出那一刻就凝聚了所有之前一切人生的偶然计算出一个不会被目光更改的结果？这个故事怎么那么像薛定谔的猫？所以此刻、现场和自我归根结底都是在被读即测量的那一刻成形的？这类比是不是过于大胆了，尤其是在这样几乎不可能想明白的哲学命题上，简单地使用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真的完全理解的物理概念来类比能行么？但是严丝合缝！简洁有力！严丝合缝的比喻就会带来强大的说服力，这就是形式的力量吧，所以思考也就是这样一一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在这个地方绕过太多圈子啦！……

——刘天昭《无中生有》

我最近经常在论坛里看到“69圣战”，当时我并不了解内容。很明显，我对“69”两个数字的好感要大于“圣战”两个字，我挺害怕看见“圣战”两字的，就像我害怕看见“坚决打倒”、“旗帜鲜明”等带有恐怖色彩的词汇一样。所有的这些词汇都代表着民间狂热煽动和失去理智，官方完全排他和铲除异己。在你们圣战的前后日子里，有多少同胞需要你们的支援，那些比你们年纪大一些，你的哥哥们，他们在和工厂争斗，他们争斗来的每一分钱也许就是你们未来的基本工资，你表示无所谓；曾经你的父辈们，曾经你的爷爷们，他们在为敏感词而争斗，你表示不清楚；一个月前，曾经你的爷爷们，他们在为全新的中国而争斗，你表示没兴趣。你好意思和你的弟弟妹妹们谈爱国吗？

——韩寒《青春》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一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像+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些关于女性和脏话的错误看法初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它们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影响。1991年，一项关于煤矿井下性骚扰的研究表明，女矿工职业发展的最大障得之一，是她们的男同事以她们过于敏感而不敢骂人为由，将她们排挤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还发现，如果这些女性开始说脏话，她们也并不能获得与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为说脏话实际上通过反差并置（juxtaposition），强化了她们的女性气质。换言之，当女矿工们采用了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方式，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反衬得更加显眼，类似于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留着长发、穿着紧身衣，却手拿九毫米手枪的效果。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男人认为会开枪、会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样的道理。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正如一名女矿工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肮脏的语言就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条无形的界线。”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t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bling”（闪亮，光彩照人入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对“bitch”的积极的重新定义，也与嘻哈音乐界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紧密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音乐人就开始用“bad bitch”这个短语来指代自信、有魅力的女人，而不是“刻薄或充满敌意的女人”一此处要赞美崔娜（Trina）1999年的歌《最飒拽姐》（“Da Baddest Bitch”），以及蕾哈娜的《大飒姐》（“Bad Bitch”）。嘻哈音乐还创造出了“heaux”这个词，这是“hos”更时髦、更讨人喜欢的拼法，我和我的女性朋友从2017年开始使用。那年，我在一首新歌的标题中第一次看到了“heaux”这个词，这首歌是少年说唱歌手丹妮尔·布雷戈利（Danielle Bregoli）的《这些妓女》（“These heaux”）。顺便一提，她是白人，但她无疑是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学会了巧妙地重新拼写单词的技巧。“heau...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间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日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尽管“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作骂人的脏话，但它们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这往往也是一个词语经历收复再定义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这么叫自己，但你不能”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宽松。还记得劳蕾尔·A.萨顿1992年的俚语研究吗？萨顿也发现，参与调研的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但并不是作为一种侮辱，而是为了表达喜爱和幽默。我的体验也是这样. 我自己就总是说“hey，hos”（嘿，婊子们）、“love you，bitch”（爱你哟，贱人）之类的话。这类收复再定义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非裔美国女性，是她们改造了“bitch”和“ho”。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AVE）⁺为美国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俚语来源。它创造了许多宝贵的俚语. 如最新的“squad”（小队）、“fleek”（正点）和“woke”（对歧视敏感），以及古早的“bling- bling”（闪亮，光彩照人）、用“bad”（坏）表示“好”，以及短语“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索尼娅·莱恩哈特（Sonja Lanehart）曾经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听到一个白人新闻主播在电视上使用“24-7”这个短语时，她差点把饮料吐出来。一些女性使用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特定方式，对于性别侮辱类俚语的重新定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使用者都是语言游戏大师，特别擅长“signifyin’”，也就是用言语幽默地把对方撂倒的辱骂艺术。多年来，这项精妙的技能已经在黑人群体之外流行开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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