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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敏感"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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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e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人们误以为使用“just”“I mean'”“I feel like'”之类的短语是女人犹疑不决的标志，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使用模糊限制语的表达更委婉、更包容，让听者感觉更好，并为彼此留下插话或者分享不同看法的空间。“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麦康奈尔一吉内这样解释道：“当一个人说得越多听得越少，他的观点就越有可能像大家的共识一样产生一些作用，即使它根本不是共识。”她这样说的意思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对于一件事情是心知肚明的，即男性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存在且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不会也无法选择能代表女性立场的隐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sissy”而不是“buddy”就会是称呼好朋友的词，“pussy”也许会代表“骁勇善战的女王”。*然而，亦如麦康奈尔-吉内所说：“一个人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越关注，就越有可能通过理解这些观点而趋于认同一有时甚至是不自知地一开始支持这些异见。”女性是慷慨包容的倾听者，却因此走上了被压制贬抑的道路。*正如传奇人物贝蒂·怀特（Betty White）曾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人们说‘勇敢一点'的时候要说‘grow some balls'（长点睾丸吧）？睾丸又脆弱又敏感啊。所以如果你想坚强勇敢，就应该‘grow a vagina'（长个阴道），这玩意儿可抗揍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矿工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她们的男同事以她们过于敏感而不敢骂人为由，将她们排挤出社交圈。矛盾的是，研究还发现，如果这些女性开始说脏话，她们也并不能获得与男同事相同的地位；因为说脏话实际上通过反差并置（juxtaposition），强化了她们的女性气质。换言之，当女矿工们采用了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方式，她们的女性气质被反衬得更加显眼……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男人认为会开枪、会抽雪茄的女人很性感？一样的道理。研究发现，男矿工实际上把女矿工说脏话的行为解读为一种“邀请”，同时说脏话的女性受到的性骚扰明显多于不说脏话的女性。不过，那些选择完全不说脏话的女性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她们被排除在对话和参与之外，最终被排除在了权力之外……女矿工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说脏话，或者不说脏话，她们都是输家。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时间是重要的。相同的巷道，早上6点半和傍晚6点半，味道与气息皆截然有异；至于下午和深夜，光线变了，人流改了，身处其中亦常错觉去了一个全新的地方。至于每周的星期几，是炎夏抑或寒冬，景观和气氛更是变化多端，所谓“历久常新”，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地方是长久熟络的，眼睛所见却是日新月新常常新，不会闷，不会厌，只要认真对待空间，空间自会给你惊喜的回报。而时间亦包含了年岁。就算是地方相同，就算是景观和人流也一样，但你已非昔前的你，你在时间里有了心境和际遇的改变，因此眼下所见皆“新”，你用新的自己来跟外界对应，新的敏感、新的联想，在散步里，你会嗅闻到不同的气味，看见不同的色彩，听见不同的声音。散步，本是如此奇妙。韩国男星河正宇嗜好散步，曾说：“我累了，我要走路了。”其实，累要走，不累也要走。走路是王道，不信张健波，也该信我。

——马家辉《暗处袭来一道掌风》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后者（奴隶）是行动者了把考动动物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必须统治和压迫的对象，从而生命的双重芳动，即维生的辛劳和生育的苦痛都比以前轻松多，痛苦也减轻多了。当然，这并不能取消芳动对人的强制，也不能消除人的生活中受制于需要和必然性的状况。不过不同于攻隶社会的是，在双隶社会中，必然性的“诅咒”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奴隶的生活每天都证明着“生命是一场奴役”的事实，但在现代，这种状况不明显了，从而也难以让人们注意到它和记住它。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他的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尽管他对解放的强烈渴望来自他“对（生命）空虚无益的反抗”，但在这个“空虚无益”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时，他追求解放的动力很可能也就减弱了。我们之前工业革命的巨大变化，和我们之后原子革命的更大变化，也许都改变着世界，但都不可能改变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条件。（pp. 8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生命以其实在性（Wirklichkeit）触及我们，世界则以其固有的现实性（Realitat）要求我们去信任它，这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世界的现实性之所以打动我们，乃是因为它对凡人生命而言几乎无限优越的持久与恒常。若我们知道世界即将终结，它便会失去其现实的特征。事实上，在早期基督教中确曾如此，只要信徒们坚信末世希望与终极审判即将到来，世界的现实性就随之消散。生命的实在性则完全不同，它只在每一个瞬间的体验强度中得以显现。这种强度所展现出的力量是如此原始而猛烈，以至于当它在喜悦或痛苦中占据上风时，一切对世界现实的感受都会被彻底抹去。人们早已注意到，富人的生活虽然充斥着精致以及对于世间佳物的敏感，却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也就是对于大地上美好之物的亲近。生活在世界中的能力，唯有在让人愿意超越生命过程并与生命过程保持疏离的程度上得以实现。反之，人类生命的活力与生机，唯有在人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苦累与劳动之时，方能得以保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一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一些批评阿伦特的人对自己以往的狂热态度已表现出了悔恨。当这样的道歉传来，阿伦特早已不在人世。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们一起度过了欧洲胜利日，随着一群人在西区闲逛，这些人大部分看起来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欣喜若狂。至于我自己的感觉，则是“终于结束了！”而不是“我们赢了！”，我必须不断为自己鼓劲以克服心里尚存的疑虑。对日战争胜利日的感觉则更好一点，与那些更敏感的朋友们不同，我那天并没有感受到原子弹爆炸的恐怖阴影（那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被冲进涌入林荫大道的人群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呼喊，希望王室成员来到阳台，身处其间，我们根本无法抗拒人群共振的情绪。这是一种温和的快乐，第二天早上看到报道说，虽然人们就站在宫殿前的花坛上，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连一株植物也没有踩坏。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当你老了，你思考，你记忆，你关切，你明了。你因为一切而深怀感激，为一切。”她还说：“我了解所有事情坏的一面，但我只看好的一面。” ………对不幸深感痛苦的敏感，也许在一个人生命力活跃的岁月非常有用，但前提是它有时确能在永无休止地与人性“坏的一面”艰难作战时成为必要的能量。但当你老了，当你的关注点已经变成如何挨过每一天才能将痛苦降低，对别人叨扰更少，此时，这样的性情只会成为负担。……老年人需要鲜活心灵和积极心态的榜样，不大可能成为有用的“课程”，因为具备这些品质的人们已然如此，而不具备的人，永远无法企及。也许我们有一些人正好处于两极之间……被激发，或许能做得比原来更好一些。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她们姐妹俩天赋的气质，就像老天给她们不同颜色的头发一样偶然。对不幸深感痛苦的敏感，也许在一个人生命力活跃的岁月非常有用，但前提是它有时确能在永无休止地与人性坏的一面”艰难作战时成为必要的能量。但当你老了，当你的关注点已经变成如何挨过每一天才能将痛苦降低对别人叨扰更少，此时，这样的性情只会成为负担。不幸的是，像爱丽丝这样，说明老年人需要鲜活心灵和积极心态的榜样，不大可能成为有用的“课程”，因为具备这些品质的人们已然如此，而不具备的人，永远无法企及。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哦，可怜的小玛丽亚！”它看起来并非与自己无关，也没看到什么严峻的宁静，躺在那里的，就是可怜的小玛丽亚，头发有点乱，脸上脏脏的，看起来似乎正处于巨大的慌乱和沮丧中，好像被一些不便言明的东西击倒了。想到她已经死了，似乎是一种安慰，因为她对自己外观如何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我最喜欢的在黑夜漂向大海的意象，被如此清晰地证明为胡说八道，这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玛丽亚的尸体充分说明，就算最快速的死亡也很恶心。从另一个角度看，停尸房所处环境相当不错。我们进去时穿过一个两边砌墙的院子，后窗贴膜的白车进进出出，其中一辆正倒往卸货的海湾，这种看来很像运送日用品的车，其实是运尸车。开车的人，忙着上货下货，还有几个在小路旁的房间里喝茶，这些人大多是中老年人，长相粗糙，略带下流。我们穿过小巷时，他们从房间里瞥了一眼，眼神里有一抹几乎察觉不到的嘲弄意味。他们知道一切。他们知道不管死亡发生得怎么恶心，这事情都实在太平常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疑问，正严肃地工作着，但他们眼中的意味却流露出他们似乎很愿意给尸体来点轻浮动作，比如拿肚脐眼做烟灰缸之类，想象着此时若一个神经敏感的人路过会有怎样的惊骇。他们很可能尊重生者的悲哀，却完全看不上他们的神经敏感。在摆脱了这种敏感之后，他们简直算得上是另外一个物种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一个人当下成功与否，更多依赖于运势，较少取决于其主观努力。....当然运势的很大部分事别人给予或他人导致的，或因病毒、天气、战争、经济衰退造成，但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铸就，而所有幸事中最幸运者莫过于天性达观。...她（Alice Herz-Sommer）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好运，天生就具备强有力地朝向乐观主义的本性，不论经历了怎样的际遇，她依然会这样说：“生命是美丽的，如此美丽。而一个人越老，就越能察觉到这一点。当你老了，你思考，你记忆，你关切，你明了。你因为一切而深怀感激，为一切。”她还说：“我了解所有事情坏的一面，但我只看我的一面。”对不幸深感痛苦的敏感，也许在一个人生命力活跃的岁月非常有用，但前提是它有时确能在永无休止地与人性“坏的一面”艰难作战时成为必要的能力。但当你老了，当你的关注点已经变成如何挨过每一天才能将痛苦降低，对别人叨扰更少，此时，这样的性情只会成为负担。不幸的是，爱丽丝这样，说明老年人需要鲜活心灵和积极心态的榜样，不大可能成为有用的“课程”，因为具备这些品质的人们已然如此，而不具备的人，永远无法企及。也许我们有一些人正好处于两极之间，被她的故事激发，或许能做得比原来更好一些。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我们穿过小巷时，他们从房间里瞥了一眼，眼神里有一抹几乎察觉不到的嘲弄意味。他们知道一切。他们知道不管死亡发生得怎么恶心，这事情都实在太平常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毫无疑问，正严肃地工作着，但他们眼中的意味却流露出他们似乎很愿意给尸体来点轻浮动作，比如拿肚脐眼做烟灰缸之类，想象着此时若一个神经敏感的人路过会有怎样的惊骇。他们很可能尊重生者的悲哀，却完全看不上他们的神经敏感。在摆脱了这种敏感之后，他们简直算得上是另外一个物种了。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对不幸深感痛苦的敏感，也许在一个人生命力活跃的岁月非常有用，但前提是它有时确能在永无休止地与人性“坏的一面”艰难作战时成为必要的能量。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对不幸深感痛苦的敏感，也许在一个人生命力活跃的岁月非常有用，但前提是它有时确能在永无休止地与人性“坏的一面”艰难作战时成为必要的能量。但当你老了，当你的关注点已经变成如何挨过每一天才能将痛苦降低，对别人叨扰更少，此时，这样的性情只会成为负担。不幸的是，像爱丽丝这样，说明老年人需要鲜活心灵和积极心态的榜样，不大可能成为有用的“课程”，因为具备这些品质的人们已然如此，而不具备的人，永远无法企及。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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