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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公平地突出四项功能,我们也只是把它们变成可以通过意识控制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丧失掉通过次等功能与无意识建立的最宝贵的连结。因为次等功能,必须是最弱的,我们只有通过自身的虚弱感与无力感,才能与无意识,与我们的底层的本能世界,与我们所有的人类伙伴,连结起来。我们的美德只会让我们变得孤立。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别人,在这里,我们是自己的王;只有在我们的次等性中,我们才能和全体人类,和本能世界,连结起来。让所有功能趋于完美甚至不能算是一项优势,因为这样的状态会让我们变得彻底冷漠。我们不应该抱有完美的狂热。而我的原则是:看在天堂的份上,不要变得完美,而是应该尽自己所能,变得“完满”(complete)——不管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幺。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影响力,愈普遍,就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在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那些其他房间,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于是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关闭。
——苏珊·桑塔格《同时》
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的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预示力,愈普遍,就愈是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变得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的其他房间。它们可能是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精神意图的容积,会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而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封死。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幺或可以是什幺的认识构成的。如果文学本身,如果这项进行了近三千年的伟大事业体现一种智慧——而我认为它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文学重要性的原因——那幺这种智慧就是通过揭示我们私人和集体命运的多元本质来体现的。它将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互相矛盾,有时可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冲突。它会提醒我们“还有”和“别的事情”。
——苏珊·桑塔格《同时》
在具体时间的问题上,施莱尔马赫的立场刚好与杰罗姆相反,宣称译者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原文,并知道译文恰恰是要作为译本来读。把一本外国书本土化,等于是使外国书最有价值的东西丧失殆尽:该语言的精髓,造就该文本的神韵。因此,如果一个从法语或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本读起来就像用德语原文写的,则德语读者将被剥削了解异质性的权利,而异质性恰恰来自阅读某些读起来像外国的东西。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就像一个框架,语言的个别性围绕着该框架黏附,杰罗姆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立场的分歧是由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的分歧造成的。对杰罗姆来说,讲另一种语言并不是成为另一种人。杰罗姆生活的世界,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没有什幺不同,是显着地跨国性或国际性的。对施莱尔马赫来说,讲另一种语言是变成最深刻意义上的不本真。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不是说一个人不能、而是说不应同等使用两种语言。所谓的不本真,是假设一个人可以像栖息于自己的语言中那样自如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
——苏珊·桑塔格《同时》
如果玛丽安的遗产总额并没有达到六千美元,洛杉矶郡政府仍会为她料理后事。当独居者独自死去又没有钱下葬时,他们的遗体会被火化,骨灰被单独存放进盒子里,保存四年。四年后,如果依然没有人要领走死者的骨灰,他们会被葬入一个集体坟墓,集体葬礼在洛杉矶东部的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旁的巨大公墓里每年举行一次。2007年,就在玛丽安去世之后的几周内,郡政府为所有自2003年起无亲属认领的骨灰举办了丧礼仪式。葬礼由一位神父主持:“尊敬的客人,在2007年12月6日这一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向一千九百一十八为兄弟姐妹告别。”这是一幅打动人心的场面,但也有些空空荡荡。除了神父,只有洛杉矶郡政府的大约十名员工出席了这场公开葬礼。其中一人指出了标志着每年葬礼的墓地的墓碑,一千九百多人的骨灰只能填满一个长十英尺、宽八英尺、深八英尺的墓穴。我不由自主地想道:就在此处,这几千名独自生活、独自死去的人们,此后再也不孤单了。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然而,无论住宿环境多幺温馨,对于独居者而言,旅行终究不过是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一种短暂逃避。就像艾拉这样自身的探险者们都承认的那样,如果你无法寻找到独自生活的意义,那幺外出寻找新鲜感本身,也会渐渐丧失新鲜感和吸引力。......“许多人跟我说他们喜欢独居,是因为独居生活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去旅行。但是,旅行并不是什幺灵丹妙药,充其量不过是一次长长的中场休息,旅行本身无法回答最深刻的那个问题。”所有独自生活的人们都会明白,家,才是最终的目的地,也是他们独居生活最终的归属之地。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性别并不是造成“与世隔绝”的唯一因素,其他危险因素包括:无儿无女,或者是生活在远离子女的地方;疾病,尤其是那种会限制患者行动、必须待在家里的疾病;沮丧,或是患有其他精神类疾病;贫穷,经济上的贫穷几乎会令所有伴随年龄增长而来的各种问题与孤独的风险都增加。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如果你无法寻找到独自生活的意义,那幺外出寻找新鲜感本身,也会丧失新鲜感和吸引力。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
他们会说“tiresome”(令人疲倦的)或“tidious”(冗长的),而比他们阶层低的人会说“boring”(没意思)。当他们说“upset”(沮丧)、“distressed”(郁闷)甚至“cross”(烦恼)时,下层人会说“angry”(生气的)、“mad”(气死人)甚至“sore”(闹心)。
——保罗·福塞尔《格调》
◆ 上层贫民>> 上层贫民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 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是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洁工人”。一位邮递员告诉斯特兹·特克尔他为什幺喜欢自己的工作:“人们总在说,‘送信人怎幺怎幺啦’……我觉得,这是一份在全国最受尊敬的工作。”从事护理行业的贫民阶层妇女从来就津津乐道自己是如何如何“专业”,而她们当上空中小姐(上层贫民最心仪的职业)的女儿们同样有此癖好。由于军官总是在上司面前胆战心惊,他们可能更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像上层贫民。尽管如此,他们越声称自己“专业”,就越发显得等级低>> 确定某人究竟是中产阶级还是上层贫民成员有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悬殊越大,所属等级就越低。不要仅只笼统地考虑体力劳动者和蓝领阶层,也要想一想看门人、年轻侍从、农夫、铁路管理员、火车司机和消防队员。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中下阶层一个被称为“蓝领贵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勒一根皮筋。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在更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化、速食品和劣质消费品。早在四十年代,这个国家的确存在过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下阶级。他们凭着自己充足的中学教育,以及对“储蓄”和“收支计划”的迷恋,得以停留在一个高于劳动阶级的等级——当然,总是岌岌可危。那时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区区几年中学教育,恰恰使他们(数目相当可观)避开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些更尖锐的工作体验。他们无拘无束地享受着自己种种根深蒂固的幻觉:对个人能力,对这个体制的总体上的信任。然而,随着同类的与日俱增,他们不得不日渐屈服于周薪工人的境况。”结果是社会等级的降低。这些从前的低薪白领,如今不过是些工作机器,他们的妻子通常也得像丈夫一样卖力工作。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上层贫民的工作类型总使他们执意将自己称作真正的“专业人士”,比如大城...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一般讲,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元,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由于这些人绝不打算在选择正确的地位标识上忧心忡忡,他们也就相当地悠闲自在。他们可以举止随意,无论说什幺话,怎样穿戴。装扮,都少有羞耻感。羞耻感属于比他们优越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讲,羞耻感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情绪。吉利·库柏发现,约翰·卡尔文是中产阶级的先知;卡尔·马克思则是贫民的代言人,尽管这两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保罗·福塞尔《格调》
“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奥斯卡·王尔德。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
——保罗·福塞尔《格调》
工种和他们焦虑的类型将贫民阶级依次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层贫民是熟练工人和手艺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层贫民是电话接线员、公共汽车司机。下层贫民是毫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码头工人。上层贫民独有的焦虑是害怕丧失或降低等级地位:他深深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木匠而骄傲,并希望这个世界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他和体力劳动者的区别。中层贫民特有的焦虑是担心丢掉工作。至于下层贫民,咬啮他们内心的苦痛是感觉到自己可能永远挣不来足够的钱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干不成自己想干的
——保罗·福塞尔《格调》
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耳闻目睹的艺术作品的纯粹复制吧,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一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一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要确立批评家的任务,必须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自身的感知力(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感觉和感知力)的状况。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4 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一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 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现代生活的所有状况——其物质的丰饶、其拥挤不堪——纠合在一起,钝化了我们的感觉功能...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去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儒怯的和僵化的。当今时代,闻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去年在马里安巴德》之关键所在,是其中一些意象的那种纯粹的、不可替换的、感性的直接性以及它对戏剧形式的一些问题提供的生动的即便失之狭的解决方式。从法国伟大的实验诗(包括“象征主义”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所指的那场运动)开始,通过将沉默置于诗歌中和复词语的魅力,大量的现代诗也从阐释的粗野控制中逃脱出来。当代诗歌趣味中最近的那场革命那场革命—那场贬黜了艾略特、擡举了庞德的革命—代表着诗歌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内容的偏离,代表着对使现代诗歌深受阐释家热情之害的那些东西的厌烦。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幺。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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