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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丧"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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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觉得“文明冲突论”令人信服吗?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吗?让我们来看看它遭受到了哪些批评。有一种批评指出,人类冲突的原因有多种,宗教以及文化的差别可能是其中一种原因,但未必最为重要。“文明冲突论”首先就解释不了冷战,冷战对抗的两大阵营并不是按“文明的断层线”展开,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界。虽然亨廷顿针对的是后冷战时代的问题,但他理论的依据是更大尺度的人类历史。还有一种批评指出,文明圈内部也会发生冲突,而且常常比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比如,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内部就有过血腥的宗教战争,而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发生过“两伊战争”,还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如果说文化和宗教的隔阂是冲突的最重要因素,那如何解释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们会发生那幺严重的冲突,甚至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呢?另外,亨廷顿相信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可改变,但你可以找到不少反驳的例子,而最有力的颠覆恰恰来自亨廷顿自己。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我们是谁?》,其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国文化核心,主要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等等。但他在书中表示担忧,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了文化的分裂,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那问题来了,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美国都有可能丧失自身文化传统的危险,那幺文明怎幺可能是牢固不变的呢?比如,韩国被亨廷顿划入儒家文明圈,但韩国的基督教徒不断增多,已经占据了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不也是文明发生变化的例证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后来,阿伦特在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把思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看成两种分离的东西,虽然很流行,却是完全错误的。你可能会说,我知道“思想离不开现实”,但我要强调的观点比这还要深入一步,是说“现实离不开思想”。如果离开了思想,根本不存在“社会”现实,当然也谈不上去理解现实。 注重现实的人大多强调现实利益,但是利益到底是什幺呢?其实利益就是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但“重要”是需要解释和判断的、必须依据一个思想观念的框架,你才能确定什幺是重要的。由此可见,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因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 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阔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一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 这里来总结一下以上讨论的要点。我们需要纠正一种将思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误解,阐明思想观念内在于社会现实,是社会实践行动的驱动要素。我们这本讨论西方现代思想的讲义,就是着眼于分析、诊断和反思、什幺样的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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