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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如老家农村里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结合的夫妻一样，他们也是争争吵吵一辈子，但也从来没说要放弃。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工得又“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这时，母亲身边那些儿子三十四五岁还没女朋友的保洁员，便会搭腔安慰母亲：“有女朋友就好，让孩子们顺其自然吧。”母亲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洁员，婚姻大多被父母包办，传统得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切的选择的都是跟随“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当物质在当下农村年轻人的婚姻门槛中被拾升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时，他们发现，在农村有房后，得在县城有房，还得在大城市有房，物质要求似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儿子没有成家，我都没有奔头了。”不止一位保洁员这么向我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有一位保洁阿姨，四十多岁的女儿经历一次失败婚姻后，近些年一直单身。阿姨劝说女儿再找一个，女儿的答复是：不合适，不如一个人过得好。鼎我重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 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从深圳返乡的那天深夜，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县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家，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花草。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她们彼此都称呼对方为”姐”。两年时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来得太快了。姑姑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上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城郊租种的那片地也已荒芜。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想如今我可以诚实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愿意去倾听保洁员们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有一样的精神困境，似乎不看到儿子结婚、女儿嫁人，确认儿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作为父母的他们就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而我的母亲，即使她的女儿已经结婚，也还是会担心那无法验证的猜测。她旁观我的生活，从一些细枝末节中判断我过得幸不幸福。如果我在婚姻中表现出悲伤或逃避，她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对女婿表达失望：“她什么都不图你的。”我的母亲用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语气跟我的丈夫说。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我最盼望的莫过于你能一如往昔，予我最大的自由去摸索自己的路，这样你我将携手踏上未知而风险不定的旅途。当然，你已经赠予我许多欢乐。你我所期盼的婚姻，应当是热烈而生机勃勃的，它会永远鲜活、永远炽热，绝不会像这世上多数婚姻那样僵滞淤塞，从不需费心经营。对于生命，我们真是贪心的攫取者，不是吗？但假若我们能够如愿以偿，那将多么美好！”伍尔夫深知要想在婚姻中脱离传统束缚将面临多少挑战，但她仍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还在卡恩旅行奖全球环游期间，鲍尔就曾充满眷恋地对马格丽表达过，自己日后想要回到中国，在那里以“新闻工作和一些零工”为生；她称自己只有回到中国才能“真正快乐”。1929年10月，鲍尔终于如愿以偿。此时，她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建树丰硕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邀参加由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场会议。会议在京都举行，主题是探讨日本的经济地位、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农村生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优势等相关问题。会议结束后，鲍尔与一同出席会议的阿诺德·汤因比一起来到了中国，走遍东北地区。两人一起爬长城，参观北京、上海和南京。汤因比当时正在创作《历史研究》，鲍尔则在研究元朝时期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圣诞节时，鲍尔在庄士敦（年长鲍尔十五岁）的樱桃沟的院落待了两周。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谓迷雾重重，几乎没有任何现实证据能证明两人的关系。信件、日记都没能提供蛛丝马迹向我们揭示这两周的细节。就在这两周之后，鲍尔和庄士敦宣布订婚。没有证据表明这年四十岁的鲍尔曾表达过任何对婚姻和生育的兴趣。订婚双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慎重决定还是一种尝试？订婚如此仓促，是激情使然还是出于双方便捷考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只能进行推测。无论如何，亲密故交都远在千里之外，鲍尔只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汤因比。第二天一早，失魂落魄的汤因比向鲍尔坦白对她的爱恋，尽管汤因比此时已有妻子—吉尔伯特·默里的女儿罗莎琳德，并且此前从未表现出任何征兆。鲍尔自然是震惊无比，当即以几乎粗暴的态度拒绝了汤因比，之后又写了一封语气仍然十分恼怒的道歉信：“你带给我的冲击猛烈而没有征兆，我没有任何准备。而真正令我生气的，是我感到一种疯狂的、没有缘由的念头，想要阻止那些我实在不想听到的话从你口中说出。”鲍尔没有因为个人事务从学术工作中分心，和庄士敦的订婚生活也没有持续太久。1930年1月，鲍尔独自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旧金山，旅途中为作消遣，为一群中国孩子剪纸人，和一位风趣的英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对于哈里森而言，离开剑桥大学既为拓宽智识兴趣的边界，也促使她思索在学术生活之外应如何度过个人生活、与谁共度。回首过去，她在感情上几番失意：大学时，导师亨利·布彻刻意隐瞒已经订婚的事实，对她格外照顾，致使她误以为导师会向她求婚；之后不久，她同意与古典学者R. A. 尼尔步入婚姻，但尼尔1901年因阑尾炎突然离世。哈里森并没有深陷于这些挫折之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她最终选择“过一种精神生活，在那里找寻最大的安宁和快乐”。与年轻一辈的H. D. 和塞耶斯不同，哈里森从未因对精神平等的伴侣求而不得而痛苦，她这时就已非常坚定，无论是传统模式还是其他类型的婚姻都不适合她。如同《校友聚会惊魂夜》中哈丽雅特·文所说，“要是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就别急着成为别人的妻子”。哈里森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生活，不愿冒任何风险。她在《忆学生生涯》中写道，“至少对于女人而言，婚姻会对人生中我最珍视的两件事形成阻碍：友谊，学习……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所担负的责任何其繁重；我的脑海已被太多思绪占据，没法扮演好那样的角色”。但这不代表哈里森一生之中没有经历过深刻的感情。事实上，她曾与几位在学术兴趣上志同道合者有过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剑桥大学期间，她和小她几岁的同事弗朗西斯·康福德一度非常亲近，但在他1909年宣布与弗朗西丝·达尔文订婚之后，两人关系就不再像从前那么热络。康福德结婚后，哈里森更是再没提起对他的感情，身边的朋友也会自觉回避这一话题。从文件中一些隐晦的描述可以勾勒出两人的感情脉络：一同工作时的“美好幸福”，纽纳姆学院令人不安的流言，还有他那封信带给她的悲伤：他以正式而疏离的语气写道，她是一位如同母亲一般的导师，指引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他对此有多么感激。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法定人数》杂志由来自激进社团英国性心理学研究学会、喀罗尼亚社团的成员创办，其中后者是由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旨在挑战那些在家庭、情感方面僵化严苛的道德理念。作为杂志唯一的女性作者，塞耶斯在这本只发行了一期的杂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增光添彩的存在，她曾在给编辑的信中强调自己喜欢异性的取向：“女性之间的友谊很少能被视作浪漫爱情性质……我避之如瘟疫。”除去这些传统的方面，塞耶斯也有她不遵循传统的坚持，她绝不会为任何将她视为“天使主妇”的男人安定下来，进入婚姻：住在梅克伦堡广场这间寄宿屋尽管有种种不便，她依然享受这里的生活，并不急着成为某个传统家庭的女主人。早在1917年的时候，于某次牛津大学的晚宴上，晚宴主人正在厨房制作咖啡，老朋友伦纳德·霍奇森牧师向她求婚—这场慌乱的求婚让塞耶斯大惊失色，她“不愿与这个男人有任何牵扯”。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要对我说教，我是绝对不会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霍奇森后来再次向她表明心意，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让我活下去》之外，H. D. 那些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本不打算出版的小说，无一例外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H. D. 的角色在与另一位女性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到认同和自由。一开始H. D. 撰写关于梅克伦堡广场时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她和珀迪塔、布莱尔三人组成的新型家庭致敬。在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以自由和创造力为核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法律绑定，而是出于个体选择。在《画下来，在今日》（这一版本创作于1921年前后，是几部小说中同性恋描写最为明确的一部）中，阿尔丁顿这一角色地位无足轻重，主人公与他结婚只是为了安抚专横的父母，从他们身边逃离，这段婚姻也只是主人公的两段主要同性恋情之间的小插曲（这两段同性恋情的对象分别以弗朗西丝·格雷格和布莱尔为原型）。在《重写之书》(Palimpsest)（1926年）这个更为冷峻的故事版本中，背景设定于罗马一处军营，与阿尔丁顿的婚姻被改写为一场迫不得已的结合：希腊奴隶被迫嫁给一位好色的士兵，布莱尔的角色拯救了主人公，帮助她重新写诗，唤醒她身上已被婚姻扼杀的“纯粹的、令人心醉的智慧”。在小说《常春花》（1921—1922年，1926年修订）中，怀孕和分娩往往被刻画为男人对女人施暴的源泉，并且总与战争相联系。而在小说结尾，怀孕、分娩成为创作表达的一种形式。这一故事版本着重描述赫耳弥俄涅最终与贝丽尔（布莱尔的角色）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女儿。她告别不合适的伴侣，最终找到幸福；不再害怕怀孕；不再继续在异性恋爱中追寻幸福；找回对生存本能的自信，能够继续生育、写作。《让我活下去》是H. D. 唯一一部完全以异性恋爱为中心的小说，格雷格、布莱尔以及她的第二次怀孕没有在书中出现，并且结尾以一个其他手稿中不存在的角色里卡作为中心人物。1949年，H. D. 表示《让我活下去》是第一部让她满意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向英格兰、布卢姆斯伯...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塞耶斯找到了真正想写的那类侦探小说的典范：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年）和E. C. 本特利的《特伦特最后一案》。其中《特伦特最后一案》于1913年出版的时候，极大地震撼了塞耶斯，让她“视野更为开阔”（伍尔夫也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本特利发奋要“写出一种新的侦探故事”，探索在探长推理能力受人性弱点左右的情况下，故事会有怎样的走向。塞耶斯盛赞本特利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呼吸、行动”，他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具有信服力，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探长爱上了主要嫌疑人，对调查产生不利影响）。《特伦特最后一案》对《谁的尸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塞耶斯之后作品的创作方向，如创作野心、创作范围以及别具匠心的剧情反转设计—结尾揭示探长对案件的推理完全走向了错误方向。正因有本特利的创作珠玉在前，塞耶斯才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彼得爵爷从笔下消失。不过，后来彼得爵爷不但不用谢幕退场，还阻止了未来的新娘与他人步入无趣的婚姻，这一情节设计则完全基于塞耶斯个人的人生经历。随着《剧毒》故事情节的开展，塞耶斯逐渐意识到，如果笔下人物在小说目前情节的基础上就步入婚姻，将会“是彻彻底底的错误，难以支撑起令人信服的逻辑”。她塑造出哈丽雅特·文这一与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女性”形象，如果到头来只成了温西爵爷爱情的对象，居于客体的地位，会严重损害她的创作立意。这样一个有抱负、曾在爱情中受伤的女孩，不会因为对方救她出牢狱（何况过程中“自尊丝毫未曾受损”），就向他拱手献上一生的幸福。五年之后，塞耶斯更是写道：“尽管女主以身相许以报救命之恩的戏码理所应当以至于俗滥，我却明白建立在感激、自卑基础上的婚姻很难长久。”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之间的伤心往事以及无法亲自抚育孩子的遗憾之后，塞耶斯在职业发展上收获了成功，她希望赋予笔下人物同等的自由，尽管这样或许会令哈丽...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约翰·库诺斯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能将现实经历转化为小说的人。自《谁的尸体？》以来，塞耶斯相继又出版了三部以温西爵爷为主角的小说以及一系列短篇故事。她选择了侦探小说这一种看上去最不可能的形式来表达她与库诺斯之间的这段感情。1930年出版的第五部小说《剧毒》以一场法庭审判开篇。“年事已高，看上去似乎已被死亡和时间遗忘，老迈得再不能发生任何改变”的主审法官正慢悠悠地与陪审团对话，记者在一旁记录。被告哈丽雅特·文是位侦探小说作家，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性，在严格的宗教准则中长大，在二十九岁前就已经能以合法方式自力更生，独立生活，不依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涉嫌毒杀前男友而受审。前男友菲利普·博伊斯也是作家，主要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无神论、自由恋爱之类“道德败坏、具煽动性的”文章（他的文章商业价值远不如哈丽雅特，令他气结）。法官冷冰冰道，博伊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上的婚姻”，逼迫哈丽雅特抛掉这种形式“和他一起亲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听到哈丽雅特打包行李离开的声音，还听见她说“令人痛苦的欺骗”。但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他们所以为的不忠或残忍这类原因，而是因为博伊斯口口声声说着反对婚姻，另一边却又向哈丽雅特提出合法婚姻。而哈丽雅特之所以如此震怒，是因为博伊斯的虚伪，白白伤害她的感情。哈丽雅特从监狱中给彼得·温西爵爷打电话说道：“我以为他真的不相信婚姻，可到头来只是一场测验，测验我对他的感情是否能让我牺牲一切尊严。我当然不能。我不会将自己的婚姻打折奉上。”法庭审判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古董”法官明显判定哈丽雅特是一个“道德立场不稳定的人”。由于塞耶斯没有对库诺斯在书中的化身手下留情，哈丽雅特面临着严重指控：某天晚上，菲利普·博伊斯前往拜访哈丽雅特，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倒地不起，接连几天呕吐、腹泻，最终“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整场审判可以说是对哈丽雅特生...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温西爵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陷身牢狱的哈丽雅特。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为她脱罪。几位独身女密探决意帮助女主角洗清冤屈，在她们的协助下，温西爵爷无往而不胜，找出了真正的凶手。女侦探如默奇森小姐，为打入声名狼藉的涉案律师的办公室，伪装成一位不停犯错的秘书；如克林普森小姐，亲自设计灵应占卜牌，从一位相信鬼神显灵之说的陪侍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小说结尾，哈丽雅特无罪释放。虽然她很难真正摆脱案件对名声的损害，但是她得到了法庭真诚的道歉，作品也因此大卖。塞耶斯对库诺斯的回击可谓精彩彻底。哈丽雅特·文的故事没有结束。哈丽雅特勇敢而机智，在独立受到挑战、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坚韧，她有作品作为寄托，有一大帮女性朋友的真挚友谊。创作这样一个角色给予塞耶斯莫大的精神安慰。她回顾过往人生中的成就与遗憾，开始思考笔下这个角色能否兼顾事业的成功与个人的幸福。塞耶斯一开始想让哈丽雅特和彼得爵爷订婚作为《剧毒》的结尾。尽管不愿让彼得爵爷落得像福尔摩斯那样的结局—从莱辛巴赫瀑布落入悬崖而丧命（虽然作者柯南·道尔后来因架不住读者反对而又将他复活）—塞耶斯也已经厌倦了笔下这个“玩偶”，他那永远处变不惊的镇定，所向披靡的胜利，面对谜案时英勇无惧的勇气和周密的逻辑令所有人折服。彼得爵爷总是能“轻松化解种种危难”，塞耶斯不想继续创作同质的故事，因此，“在刚动笔写《剧毒》时，想通过让他步入婚姻的方式来告别这一角色”。所以，她专门设计了一个案件，让这个角色“像珀尔修斯那样”，拯救一个无辜女孩，赢得美人归，从此“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样不失为一个干脆利落、体面的结局。塞耶斯对这一角色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感受：她无法在侦探小说这类文本中探讨她愈加关切的道德问题。早在创作第一部小说时，这种感受就曾让她感到刺痛。1928年，塞耶斯曾为格兰兹出版公司的侦探故事选集写过序言。在这篇涉猎广泛的序言中，塞耶斯论证维多...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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